黄冈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黄冈市人民政府办理行政复议案件工作规则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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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黄冈市人民政府办理行政复议案件工作规则的通知
湖北省黄冈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黄冈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黄冈市人民政府办理行政复议案件工作规则的通知
黄政办发〔2007〕20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龙感湖管理区、黄冈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
《黄冈市人民政府办理行政复议案件工作规则》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七年三月十二日
黄冈市人民政府办理行政复议案件工作规则
为了规范市政府受理的行政复议案件的办理程序，保证案件审理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湖北省人民政府办理行政复议案件工作规则》的有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一、申请
（一）接受申请。包括来访、来信、基层转送的书面申请，以及来访的口头申请。接受书面申请的，根据当事人的数量，要求提交申请书的份数，同时要求提供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依据。接受口头申请的，市政府法制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法制办）应安排两名工作人员在场，询问申请人的身份、审查证件、了解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当场做好笔录，并将笔录向申请人宣读，由申请人签字或印指模加以确认。
（二）审查申请。审查内容包括：申请人的身份证明及是否符合行政复议法规定的条件；是否属于本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范围；是否有明确的被申请人；是否有具体的复议请求和事实根据；申请复议的事项是否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受案范围；是否超过法定申请期限；是否已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是否存在第三人等。
（三）补正申请。申请材料不全，经审查难以确定是否符合受理条件的，应书面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逾期未补正的，视为放弃申请。
（四）办理申请。收到申请人的申请（需补正申请材料的在收到补正材料）后5日内作出处理。对不符合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对符合行政复议法规定但不属于本机关受理范围的，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口头申请的当面告知。
（五）登记申请。登记接受申请的处理情况，以便统计、存档备查。
二、受理
（一）审核签批。对符合申请条件应由本机关受理的，由市法制办复议应诉科提出立案受理意见，填写立案审批表，报市法制办分管副主任和主任审核签批。
（二）制发通知。根据审核意见，制作答复通知书，涉及第三人的制作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答复通知书和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均加盖市政府行政复议专用章。
（三）送达通知。7日内分别向被申请人和第三人发送通知书及申请书副本。被申请人为市直政府工作部门的，直接送达通知书，被申请人为县市区政府的，传真送达通知书。
（四）提交答复。被申请人自收到答复通知书之日起10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逾期不提交，将视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而依法决定撤销。第三人在收到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之日起10日内，应当提交书面答复意见，逾期不提交，依法不影响复议机关的审查和决定。
（五）复议告知。在受理重大复杂、群众关注的复议案件后，复议机关应书面告知被申请人及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首长。
三、审理
（一）确定办案人员。由市法制办复议应诉科具体承办，并明确主办、协办人员。办案人员应当抓紧时间，严格依法办理。
（二）审理方式。按照复议法的规定，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着重审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与适当。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审理中认为有必要时，办案人员可以进行调查取证，向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情况，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并制作调查、询问笔录。
（三）审理要求。办案人员应熟悉了解案情，及时对案件提出处理建议。对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复议案件，采用简易程序加以解决。对重大复杂、群众关注的复议案件，由法制办采取公开听证、当面核实、征求市政府法律顾问意见等多种方式，增强透明度和公信力。
（四）中止和终止。审理中，办案人员认为申请人申请在复议期间停止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的要求合理的，报市法制办分管副主任、主任签批，发出决定停止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的通知；发现有复议法规定中止或终止情形的，依法作出中止或终止审理的决定，决定书由市法制办复议应诉科提出建议，报分管副主任、主任签批。停止执行通知、中止和终止审理决定加盖市政府行政复议专用章。
四、决定
（一）决定的期限。按复议法的规定，一般自受理复议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复议决定，情况复杂不能在60日内审结的，经市法制办分管副主任、主任签批可延长30日作出。延期审理通知书加盖市政府行政复议专用章。
（二）对事实清楚、争议不大，拟作出维持决定的复议案件，由市法制办复议应诉科和分管副主任、主任研究，提出处理意见，报市政府分管领导签批。
对拟作出维持决定的重大复杂、群众关注的复议案件，需要撤销或变更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案件，由市法制办主任办公会议讨论研究后，提出处理意见报市政府。市政府分管领导听取市法制办的情况汇报，研究作出决定。行政复议决定书拟定后，由分管领导审签，报市长签批。
五、送达归档
（一）行政复议决定书经市政府领导签批后，由市法制办复议应诉科制作文书，加盖市政府印章，并分别送达给有关当事人。
（二）结案后对在办理过程中形成的材料，经办人员应按顺序整理好案卷，按文书处理规定归档。
附件：1、补正材料告知书
2、调查笔录
3、行政复议答辩书
4、责令履行通知书
5、停止执行通知书
附件：
1、补正材料告知书
（申请人）：
你（单位）于 年 月 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经初步审查，请你（单位）于 年 月 日前补正以下材料：
1、身份证明；
2、委托证明；
3、具体行政行为文书；
4、明确的复议请求和事实依据；
5、超过法定复议期限申请复议的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的相关证据；
逾期未向本机关补正的，视为放弃申请。
年 月 日
2、调 查 笔 录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至 时 分
调查地点：
调 查 人：
记 录 人：
被调查人姓名： 性 别： 年龄：
职 务： 工作单位：
电 话： 地（住）址：
调查情况：
最后一页有调查人、被调查人签名。
重要的调查笔录，被调查人要在每一页签名。
3、行政复议答辩书
答 辩 人：（机关全称）
住 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被 答 辩 人：（申请人）
答辩人于 年 月 日收到你机关黄复答字〔 〕 号提出答复通知书，现针对行政复议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作如下答辩：
（事实理由及法律依据）
此 致
黄冈市人民政府
答辩人（加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 件：
1、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案卷材料
（原件和与原件一致并加盖确认印章的复印件，经审查后，原件退回答辩人）
2、法律依据具体条文
4、责令履行通知书
黄责履字〔 〕 号
（被责令履行的机关）：
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黄复决字〔 〕 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已于 年 月 日送达你机关。经查你机关至今仍未履行该决定书所作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责令你机关于 年 月 日前履行该行政复议决定，并向市政府法制办公室书面报告履行结果。逾期不履行，将追究你机关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
年 月 日
5、停止执行通知书
黄停执字〔 〕 号
（被申请人）：
（申请人）不服你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我们依法已予受理。经审查，认为你单位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明确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或执行后将产生严重的社会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停止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
特此通知。
年 月 日
关于联合开展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治理工作的通知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关于联合开展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治理工作的通知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进一步加强互联网新闻宣传和信息内容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02〕8号），加强对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的监督管理，推进网络文明建设，促进网上视听节目的传播健康繁荣、有序发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公安部决定，广电与公安部门联合行动，共同开展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治理工作。现通知如下：
一、加强领导，密切配合，全面开展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治理工作。
为使治理工作有序推进，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公安部决定联合成立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名单见附件），负责组织和协调全国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国家广电总局、公安部派专人组成。办公室为常设机构，办公地点设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社会管理司。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可以成立由广播电视行政部门与公安机关联合组成的地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当地治理工作的实施。
二、加大打击力度，务求取得阶段性成效。
现阶段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集中治理工作任务是，重点清查网站有无播放非法视听节目和无版权视听节目、未取得《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播放视听节目、传播淫秽、色情等有害视听节目和宽带小区系统和用户日志记录留存制度不落实等违法违规行为。
2003年度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的集中治理时间是10月至12月。今后，除日常管理外，每年还将视情况安排一段集中治理期。各地广电、公安部门要组织专门力量，依法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从事网上播放视听节目业务的网站和宽带小区进行逐个排查。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通过单位自查、网上监控、群众举报、联合执法监察等措施，对各类违规问题坚决进行处理。
三、常抓不懈，将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治理列入每年日常工作。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监管具有反复性强、难度大的特点，因此，各级管理部门必须将其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来抓。要大力加强《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国家广电总局15号令）、《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国务院批准公安部33号令发布）等法规、规章以及治理工作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宣传，促进互联网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督促互联网接入服务单位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管理制度，自觉杜绝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四、加强沟通，及时上报有关信息。
各地要认真做好信息上报和情况通报工作。治理工作的进展及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的发展动态等有关情况，要及时报领导小组办公室。2004年1月10日前，要上报本地区今年治理工作总结。
附件：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徐光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
副组长：张新枫（公安部部长助理）
田 进（国家广电总局党组成员、副总编辑）
成 员：才 华（国家广电视总局社管司司长）
李 昭（公安部十一局局长）
罗建辉（国家广电总局社管司副司长）
顾建国（公安部十一局副局长）
魏党军（国家广电总局社管司网络传播处处长）
钟 忠（公安部十一局一处副处长）
办公室主任：魏党军
办公室副主任：钟 忠
中国古代“五听”制度述评
奚玮 吴小军
【摘 要】听讼制度在中国古代刑事诉讼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使得通过听讼探究案件事实真相，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五听”即辞听、色听、气听、耳听和目听，是中国古代听讼的基本方式。本文立足于中国古代刑事诉讼，追溯“五听”制度的历史沿革，以案例形式归纳“五听”制度的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对“五听”制度作一价值评析，管窥这一制度对现代刑事诉讼的启示，以期为我国当代法制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 古代刑事诉讼 “五听”制度 判例
一、“五听”制度的历史沿革
有社会就有矛盾，有矛盾就会有纷争，而纠纷的解决需要有一定的渠道，否则秩序无以维护，社会无法发展，个人的进步更是无从谈起。告之于官府，由第三者对纷争进行裁断，成为消弭社会矛盾的重要方式。诉讼尽管不是唯一的、首选的纠纷解决途径，但却是最终的国家正式的救济制度，诉讼“定纷止争”的功能即在于此。纷争的解决，大抵分为事实调查与法律适用两个过程。事实调查是法律适用的基础，只有在查明事实的前提下，才能准确地适用法律。这一点在我国古代“重实体，轻程序”的刑事诉讼中显得尤为突出。听讼旨在通过当事人 尤其是被告人的陈述，查明案件真相，而“五听”则是中国古代法官审判案件的主要方式，它要求法官通过对当事人察言观色，通过五种具体的方式审理清楚案情，然后进行公正的判决。
（一）奴隶社会的“五听”制度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纷争之事自不可避免。《周易·序卦传》云：“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也……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意思是说“有了天地，万物开始产生……讼承继需，需为供养，讼为争斗，为了争取供养必然发生争讼”，这段话阐明了讼之缘起，揭示了诉讼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周礼·地官·大司寇》：“凡万民之不服教而有狱讼者与其地治者，听而断之。”注：“争罪曰狱，争财曰松。”这是“讼”的原有含义。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这个“讼”是广义的，泛指狱讼之事。本文立足于中国古代刑事诉讼，在广义上使用“听讼”一词。
“五听”制度在我国源远流长，早在奴隶社会即已存在。《尚书·吕刑》记载：“听狱之两辞”，“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意思是说当时的司法官“断狱息讼”时，在要求原告和被告双方当事人都到齐后，应当认真听取诉讼双方的陈述，通过察看“五辞”的方法，审查判断其陈述是否确实，并据以对案件事实作出判断，进行定罪量刑。《周礼·秋官·小司寇》中说：“古者取囚要辞，皆对坐。”在审讯时司法官要察言观色，所谓：“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观其出言，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三曰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四曰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感），五曰目听（观其眸子，不直则?然）。” 这就是要求司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当注意当事人的陈述是否有道理，陈述时的神情是否从容，气息是否平和，精神是否恍惚，眼睛是否有神，并据此综合判断其陈述是否真实，从而对案情作出判断。 这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对五听制度的明确记述。除了以“五听”的方式对陈述的情况进行综合考察外，还要求司法官在听讼时“察辞于差” ，注意比较和发现陈述人言词中的差异和矛盾。司法官审理案件时除了直接听取当事人陈述，辨别其中的矛盾外，在必要时还应当广泛调查，对细末之处也应一一核对清楚，未经查实者，不得作为定案根据，即所谓的“简孚有众，惟貌有稽”、“无简五听” 。
（二）封建社会的“五听”制度
封建社会的法律承继了奴隶制社会“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的要求。在秦朝，凡狱讯：“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如果供词矛盾或情节陈述不清，可以反复讯问，如当事人多次变供“更言不服”者，可用刑讯，即“笞掠”。[1](P.133)汉时对被告进行审讯，称作“鞫狱”，据《尚书·吕刑》所言：“汉世问罪谓之鞫”，并沿用“五听”之法。[1](P.194)到了唐朝，五听制度进一步发展，为后世所继承。《唐律·断狱》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查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疏议》又注解：“察狱之官，先备五听，又验诸证信，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拷掠。”[2](P.592)要求司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通过五听的方式，依据情理审查供词的内容，然后同其他证据进行比较印证，检验证据的可靠性。宋承唐制，根据《宋刑统》规定：凡审理案件，应先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如果事状疑似，而当事人又不肯实供者，则采取拷掠以取得口供。元朝要求司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以理推寻”，依据该规则：“诸鞫问罪囚，必先参照元发事头，详审本人词理；研究合用证佐，追究可信显迹。若或事情疑似，赃状已明，而隐讳不招，须与连职官员，立案同署，依法拷问。其告指不明，无验证可据者，必须以理推寻，不得辄加拷掠。”或谓“诸鞫狱不能正其心，和其气，感之以诚，动之以情，推之以理，辄施以大披卦及王侍郎绳索，并法外惨酷之刑者，悉禁止之。” 元朝强调在审讯中要遵循“以理推寻”的规则，要求司法官必须先行“问呵”、“讯呵”程序，如果不得“罪囚”的“言语回者”，方可启用“拷掠”、“拷讯”之刑。较之过去，这无疑对“五听”断狱制度的发展，具有进步意义。明朝“问刑官”进行审讯时，要求“观于颜色，审听情词”，对“其词语抗厉，颜色不动者，事理必真，若转换支吾，则比理亏。” 清朝也非常重视通过五听获取“狱囚”的口供，《大清律例》规定：“凡狱囚徒流死罪，各唤囚及其家属，具告所断罪名，仍取囚服辩文状。若不服者，听其自理，更为详审。”[3](P.596-597)
二、“五听”制度的类型化判例
诚如上文所言，“五听”制度作为古代听讼的基本方式，其核心任务在于通过“五听”获取并辨别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供述，从而为查明案情提供依据。这里，拾取数个案例对五听制度的类型作一简述，以明晰在古代刑事诉讼中如何运用“五听”对案件进行裁判。
（一）察色判断
所谓察色判断，是指通过观察当事人的表情和神色，判断其有无异样，从而发现案件疑点，为查明案件真相提供线索。察色判断要求法官深入地洞察当事人每一个细微的神情，敏锐地把握其中的端倪，从而为发现案件真实奠定基础。
案例一：后魏辛祥，为并州平北府司马。有白壁还兵乐道显，被诬为贼，官署皆疑之。祥曰：“道显面有悲色。案狱以色，其此之谓乎！苦执申之。月余，别获真贼。
案例二：后唐孔循，以邦记贰职，权领夷门军府事。长垣县有四盗巨富，及败，而捕系者乃四贫民也。盖都虞候者，郭从韬之僚婿，与推吏、狱典同谋锻成此狱，法当弃市。循亲虑之，云：“适此狱吏高其枷尾，故不得言。请退左右，细述其事。“即令移于州狱，俾郡主簿鞫之。受贿者数十人，与四盗俱伏法，四贫民获雪。
上述案例一中，辛祥因“囚有悲色”，遂“苦执申之”，平反了冤狱；案例二中，孔循因囚经过萧墙而“屡顾”，因召问之，转入州狱，查明了案情。通过察色，可以发现案件疑点，断定有无冤情，通过进一步调查取证，查清案件事实，揭露惩罚犯罪。
（二）闻声判断
闻声判断是以心理学为依托，依据一般情况下正常人所表现出来的心里状态，通过聆听当事人的声音（如哭声）来判断案件的蹊跷，从而为查明案件真相提供线索。
案例一：庄遵为杨州刺史，曾巡行部内，忽闻哭声，惧而不哀。驻车问之，答曰：“夫遭火烧死。”遵令吏守其尸，乃有绳集于首，批髻视之，得铁钉焉。因知此妇女与人共杀其夫也。
案例二：张泳尚书镇蜀日，因出过委巷，闻人哭，惧而不哀，遂使讯之。云：“夫暴卒。”乃付吏穷治。吏往熟视，略不见其要害。而妻教吏搜顶发，当有验。乃往视之，果有大钉陷其脑中。吏喜，辄矜妻能，悉以告泳。泳使呼出，厚加赏方，问所知之由，并令鞫其事，盖尝害夫，亦用此谋。发棺视尸，其钉尚在，遂与哭妇俱刑于市。
在案例一中庄遵在听到“惧而不哀”得哭声后，发现事情的蹊跷，通过进一步勘验检查，查明了案件事实；案例二中，张泳也是在听到“惧而不哀”的哭声后发现了犯罪的线索，而且从吏妻的“能事”入手，查明了其杀害前夫的犯罪事实。闻声判断是有一定心理学依据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正常人对其亲人所表现出来的心里状态，应当是有病则忧，临死则惧，既死则哀。“惧而不哀”的哭声所表现出来的是恐惧心理而非悲哀感情，这种反常的现象为发现案件线索提供了可能。当然，只有在据此取得了其他确实可靠的证据之后，才能全面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
（三）言辞判断
言辞判断是通过甄别当事人的陈述或供词，发现其中的真伪，从而为进一步调查取证和探明真相提供条件。
宋理宗时，赣州云都县黎子伦家被寇劫杀。子伦素与其族黎千三兄弟交恶，疑之，遂讼之。邑差县尉成某体究追解。子伦贿尉捕黎千三、黎千五、黎千六及邻里、亲戚十五人解官。千三兄弟诬伏焉。未几，巡司获到正寇丁官等一十六名。子伦贿以黎为首，丁为从，结款解州，审勘无异。申提刑司，时吴恕斋革为宪，疑之。盖尉司取到黎千三初款，既无丁官诸人同行之词；巡司取到丁官诸人初款，亦无黎千三名字。各各审问，黎称冤而丁官伏罪。遂对移，赵知录为赣县东尉，胡某尉知录。讼一干人审复，具得丁官等劫杀之情，咸服其辜。州、县吏并配广南，知录赵某、云都宰赵某、县尉成某并降县，辟东尉胡某正任知录，黎子伦脊权十五、编管五百里，以其家遭劫，免行，出谷三十五石与黎千三造屋。时以为神政。
该案中，吴革从初审县尉记录的黎三千最初的供词中，并无丁官等人同行的内容，而巡司记录的丁官等人最初的供词中，也五黎千三的名字等疑点入手，对调县尉进一步审理，终于查明了案件的来龙去脉。言为心声，通过当事人的言辞，不难窥见其内心活动。因而，言辞判断是发现案件线索，判断证据真伪，以便进一步调查取证和查清案件事实的重要途径。
（四）情理判断
所谓情理判断，是司法官从一般人情、常理入手，通过探究案件事实中不合情理的情节，揭示其中的深层原因，从而查明案件的真相。
案例一：苏涣郎中知衡州时，耒阳民为盗所杀，而盗不获。尉执一人，指为盗。涣察而疑之，问所从得，曰：“弓手见血衣草中，呼其齐视之，得其人以献。”涣曰：“弓手见血衣，当自取之以为功，尚何呼他人？此必为奸。”讯之而服。他日，果得真盗。
案例二：程戡宣徵，知处州。民有积为仇者，一日，诸子私谓其母曰：“今母老且病，恐不得更寿，请以母死报仇。”乃杀其母，置仇人之门，而诉于官。仇者不能自明，而戡疑之。僚属皆言理无足疑，戡曰：“杀人而置其门，非可疑靥？”乃亲劾治，具得本谋。
案例一中，弓手发现血衣后不是“自取之以为功”，而是呼他人证实该事，苏涣从弓手这一反常的表现，分析其中的缘由，从而查明了弓手嫁祸他人以邀功的事实。案例二中，程戡从行为人杀人后不是移尸他处，而是置于自家门前这一有违情理的举动，辨明是非，查清了案件事实。
（五）事理判断
所谓事理判断，是司法官通过对一般事理即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属性进行分析，揭示案件的疑点，为正确查明案情提供线索。
案例一：张升丞相，知润州，有妇人，夫出数日不归，忽闻菜园井中有死人，即往视之，号哭曰：“吾夫也。”遂以闻官。升命属吏集邻里，就其井验视其夫否。皆言井深不可辨，请出尸验之。升曰：“众皆不能辨，妇人独何以知其为夫？”收付所司鞫问，果奸夫杀其夫，而与闻其共谋也。
案例二：李兑尚书知邓州，有富人缚其仆至死，系颈齐井中，以自溢为解。兑曰：“投井固不自溢，自溢岂复投井？此必吏受赇，教富人使不承耳。”已而案之，果然。
案例一中，张升通过众人皆不能辨认井中之尸而独有妇人声称系其夫之尸这一违反常理的表现，进一步查明了其奸杀的事实；案例二中，李兑根据颈中之尸有缢痕这一事实，利用投井或自溢必居其一的规则，推断该案是他杀而非自杀 ，从而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
三、“五听”制度的价值评析
“五听”制度从最早奴隶制的周朝发端，后为封建历代承继并发展，显示出其顽强的生命力，对我国古代诉讼实践影响深远。从形态来看，最初表现为辞、色、气、耳、目五种对陈述人表情的感性认识，构成了“五听”制度的基本内容；在此基础上进而发展为“以理推寻”，以情理和事理进行判断的方式，这种理性认识的渗入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五听”制度的内涵。至此，我国古代五听制度兼具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合理因素，其体系更加成熟和完备。
“五听”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在古代社会，生产力不甚发达，人们认知自然和社会的能力有限。 而纷争的发生却不可避免，为消弭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通过查明案件真相而实现社会正义成为诉讼的重要任务。而案件事实一旦发生，则成为过往的历史事实，不可重现。要查清案件的真相必须借助于犯罪行为遗留于时空的“蛛丝马迹”，对过往事实予以重构，使犯罪事实得以还原为其本来面目，而这一还原工具即是证据。获取证据的方法有人证与物证之分，在认知能力颇为有限的古代，则更注重通过人来获取案件证据（当然这并不否认物证的作用），其最突出的表现是获取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陈述。 “五听”制度即旨在通过甑别当事人的陈述以准确查明案件事实。
五声听狱讼，是古代司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须遵循的要求。晋朝以注释晋律而著称的张裴对此论证道：“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机，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则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畅于四支，发于事业，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内怖而色夺，论罪者务本其心，审其情，精其事，进诸取身，远诸取物，然后乃可以正刑。”[4](P.236)这是从心理学角度来阐明五听的必要，有其科学性。接着他又阐述受审人的各种表情可能反映的事实：“仰手似乞，俯首似夺，捧手似谢，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斗，矜庄似威，怡悦似福；喜怒忧惧，貌在声色；奸贞猛弱，候在视息。” [4](P.236)这些看法有失偏颇，因为受审人的情况各不相同，对他们在受审时的表情，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依靠已获取的各种证据加以比较印证，才有助于辩明其思想动机，从而采取相应的对策来促使其如实供述。如果仅凭“五听”，只根据受审人的表现来确定案件事实，往往会导致主观臆断，造成冤假错案。后周时的苏绰则认为：好的司法官应当“先之以五听，参之以验证，妙睹情状，穷鉴隐状。使奸无所容，罪人必得。”[5](P.388)尽管他指出了要“参之以验证”，但把通过“五听”，借察言观色来“穷鉴隐状”，难免事与愿违，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窠臼。
以现代观点评价“五听”制度，其合理性主要体现如下：首先，以五声听狱讼，要求法官亲自坐堂问案，面对面地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并观察其表情和神色，这有助于通过比较分析和综合判断，准确查明案件事实，从中体现了审判的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其次，“五听”制度以人的感性认识为基础，进而上升为理性认识，运用事理、情理和逻辑推理对案件进行判断。“五听”总结了审判实践中一些有益的经验，其内容含有一定合乎审讯学、心理学和逻辑学等的正确成分。最后，“五听”制度对古代司法官提出了较高的标准，要求其必须具有较强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以“体察民情，通晓风物”，做到准确判案。
当然，“五听”制度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五听”制度过于强调司法官利用察言观色对证据作出判断，具有较大的任意性和盲目性，很容易导致主观擅断、造成冤假错案。其次，“五听”制度过分依赖司法官的高素质，而在古代整个司法官群体素质不高的情况下，这一制度往往很难切实发挥积极作用。最后，“五听”制度强调口供的证据价值，而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为司法官在“情不得实”时，施以刑讯大开方便之门。
四、“五听”制度对我国当代刑事诉讼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