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法治的多维视角
四川南充市国税局政策法规处 魏 勇
随着依法治国方针的确立，法治成了当今中国最流行最时髦的词汇之一。在依法治国大旗下，“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村、依法治税”等口号可谓铺天盖地。什么是法治？对法治应持什么态度？恩格斯说：“在科学上，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因此，笔者在这里不探求法治的内涵，而是从多个视角对法治进行审视，以期能凸显法治的冰山一角。
----方略观。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意味着国家的治理主要依据法律来进行，社会的整合主要由法律来实现。法治是与人治对立而言的，对此江泽民主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历史上曾出现过礼治、德治、党治等多种管理国家的模式，但都是专制制度的产物，与人治是一脉相承的。只有法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在治国方略上，法治是否应与德治相结合呢？笔者认为，既然作为治国模式的一种选择，我们应当持慎重态度，并且只能坚持一个标准，要么是法治，要么是德治。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治国主张，但因“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八议”（古代刑法对八种特权人物减刑的规定）、“官当”（以官抵刑）、“上请”（贵族犯罪上报皇帝减刑的制度）等特殊规定使得所谓的“礼”、“德”成为剥削阶段鱼肉老百姓的工具，而且由于在惩罚犯罪上坚持了双重标准，导致了法律适用的混乱。①虽然人民当家作主的当代中国与古代专制社会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们知道，法律是对人民行为准则的最低限度（当然包括维持社会秩序所必需的最低的公共道德）要求，依靠国家暴力这个外在强制力执行，而道德往往是对人们行为准则的较高要求，依靠人民的内心信念来自发实现。当今中国，法制意识不高，实现真正的法治都很困难，要实现较高要求的德治谈何容易？再者将国家重大事务寄托在少数人的内心信仰上也是极不可靠的。况且如果我们过分强调德治的作用，就会削弱法治的力量，淡化法治在管理国家事务中的绝对权威性和至高性，从而最终影响法治的实现。应当强调的是，我并不忽视道德在调整社会关系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而是说作为治国方略只能坚持一个标准、一个模式，笔者认为以中国实情出发，在治国方略上实行法治是正确的唯一的选择。
----至上观。至上观是指法律在各项行为规范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其他规则、规范不得同法律抵触。对此，我国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与之相适应的是，司法者（法官）完全独立，唯法为上，将法律视为自己的唯一上级，只服从法律;执法者在执法上，贯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社会公众要自觉遵守法律，奉法律为“圣经”，绝不干违法的事情。然而，我国的现实情况却是，法官在办案时，往往不能独立，喜欢听从庭长、院长等所谓“上级”意见，有时，基层法官对案件拿不定主意时，往往请示上一级法院，以上级法院意见结案，这样等同于变相减少了审级，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其实，不同级别法官、法院之间只有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他们都共同服从一个上级“法律”。对于法律至上性问题，笔者还想到，前不久议论得沸沸扬扬的总理为民工讨工资一事，可谓让人欢喜让人忧，喜的是，总理关心民工疾苦，体现了中央领导的拳拳爱民之心。忧的是，法律的至上性、权威性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为何老板们敢胆大包天冒违法的风险呢（违反了劳动法）？原因就在于法律在他们心中没有多少地位。为何民工们不愿意将老板们告上法院呢？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法律对于他们这样的“弱者”来说，起不了多少作用。当然也的确存在个别先进者勇敢者曾拿起法律武器抗争过，但法律的至上性没有得到很好体现罢了。在法治口号满天飞的当代中国，法律竟不如一句行政命令（总理的一句话）威力大，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程序观。西方有一句格言：“没有程序就没有正义”，这说明洋人注重程序。而中国有一句格言：“好猫歹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这表明国人很看重结果。二句格言映射在法治思维上的区别就是洋人重视程序法，国人重视实体法。洋人认为，如果程序不公正，即使结果很公正，也会让人怀疑结果的公正性。这里举“两人分一个苹果”的经典例子，怎样分才公平呢？答案是切苹果的人后选苹果。如果让先切苹果的人先选苹果，即使他是孔融第二，自愿选择了较小的一半，也会使得另一人有“吃亏”的感觉。再如中国人分房子，先是工龄加分，再是职务加分，最后排出名次，确定分房顺序（当然，这种分房办法并不涉及法律问题，笔者纯粹从程序角度看此办法）。请问：加分因素和加分标准是如何确定的？为何学历不加分？工作先进不加分？……。由于这种分房办法带有“官本位”和“论资排辈”的因素，因此这种分房程序难免让多数人觉得不公正。相反，日本人分安居房则采取抓阄的办法确定分房顺序，结果分到比较差的楼层的人也觉得很公正，因为，他们觉得人人都有分好楼层的机会，只不过没有抓住罢了。正如马克思所说：“程序是法律制度的生命形式”。失去了程序，法律就失去了生命。“法治原则要求人们必须通过合法的程序来获得个案处理的实体合法结果，因此，从法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就应当强调程序的前提性地位，这意味着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和主张，即使符合实体法的规定，也将被否决。”②在法治上，我们要实体正义，更要程序正义。
----权利义务观。任何法律关系，其内容都是权利和义务。以权利和义务作为分析线索是法律思维方式的显著特征。当法律对权利和义务作了明确规定时，对权利和义务的确定是很容易的，问题是当某一行为，既未被法律规定禁止又未被法律规定允许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对待权利和义务呢？是采取权利推定优先观还是采取义务推定优先观？我们知道，在专制社会，法律规定的权利姑且可以被任意剥夺，何况法无明确规定呢？可以说专制社会政府的权力是无限的，因此古代有“民可告官但不可告官府”的说法，因为在统治阶段眼里，官府永远都是正确合法的，只有个别官员才会犯错误和不守法。由此可见，在专制社会，政府采取权力推定优先观，对国民采取义务推定优先观。在法治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国民全体，政府的权力来自国民授权并须依法执行。再者，由于政府公权力的滥用导致的恶果远比私权利的滥用危害大得多，因此，要对政府实行义务推定优先，实行有限政府，以防止其权力恶性膨胀而恣意妄为。对于国民而言，政府不得强迫其做法律不强迫他做的事情，不得禁止其做法律不禁止他做的事情，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实行权利推定优先的原则。由权利推定优先观衍生的是，当法无明文规定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平等主体之间（即私法领域）奉行“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原则，只要不违法，任凭你天翻地覆。此外，要正确对待权力和权利，还要正确处理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势力范围”。立法上，政府公权力与私权利要在不同的生活场域求得平衡，公权力不能不分范围地随意介入私人生活场域。在传统中国，对公民个人的权利始终是一种漠视和卑微的态度，对此，革命先驱李大钊曾经说：“就东洋文明而论，其所短约有数端：“……不尊重个性之权威与势力；阶级的精神视个人仅为一较大单位中不完全之部分，部分之生存价值全为单位所吞没……。”由于对个体权利之淡漠，公权力总是手伸得过长，管得太宽，不当地介入私人生活场域，例如，据报道，某地公安机关以夫妻二人在家中看黄碟为由对二人进行治安处罚，搞得当事人疯疯癫癫的。再如房屋拆迁条例由于政府角色错位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搬迁户的合法利益，更有甚者，某些开发商打着政府的招牌损害搬迁户利益而中饱私囊，已有很多人批评该条例为“恶法”。欣喜的是，现在强制婚检被取消了，表明政府已开始认真审视自己的位置了，相信不久的将来，以人权为本的权利本位观定会深入人心。
----证据证明标准观。证据是法官断案的依据，是诉讼的灵魂。在司法实践中，人们更为关注的是，证据达到什么证明程度才能定案呢？震惊世界的美国前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杀妻一案的判决结果令人难以置信：在刑事法庭上辛普森被判决无罪，保全了生命，而在民事法庭上，却被判有罪，赔偿其妻亲属巨额财产。为什么前后两个判决自相矛盾呢？原因就在于美国人对于不同的诉讼采用不同的证据证明标准：他们认为，在刑事诉讼中，代表国家的控诉方相对于被告方具有较为优势的地位。此外，人死不能复生，对被告处以刑罚应持慎重态度，因而刑事上的证据证明标准应该严格要求，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否则就不能判决被告有罪。在民事上，一般只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平等主体的财产关系和人生关系，不涉及剥夺当事人的生命和长期自由问题，对胜诉方的证据证明标准采取“具有概然性优势”即可。在当今中国，我国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在证据证明标准上均采用同一标准：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证据达到什么程度才是确凿充分？对此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看法，这使得在定案上具有一定的主观主义成分。同时在这种证据证明标准的指导下，通过二审纠正错案能力显得不强，而通过启用审判监督程序这种事后监督机制来纠正错案在我国刑事案件中占有不小比例。另外，民事案件由于证据证明标准太高影响了诉讼的时效性，使得案件积压严重。证明标准的同一性使得三大诉讼在证据采纳上形成了该严不严，该宽不宽的后果。综上所述，我们应当针对不同的诉讼种类和诉讼任务构建新的梯形证据证明标准体系：具体来说，刑事诉讼应采取“事实清楚，能排除合理怀疑”的高标准，行政诉讼证据要能达到较高程度概然性优势，民事诉讼证据达到一定程度的概然性优势即可。
----忠诚观。人们对法律要忠诚，要忠诚地遵守法律，要忠诚地执行法律，就是要像苏格拉底那样对法律忠贞不二。苏格拉底是个著名的哲学家，他经常讥讽旧习，抨击时弊，对那些自我标榜为社会支柱的政客们的揭露尤其不遗余力。因此，他得罪了一些“当权者”，于是这些“当权者”便利用雅典荒诞不经的法律，以“煽动罪”、“败坏道德罪”、传授对诸神不敬的学问，腐化及误导青年等罪名逮捕了苏格拉底。后经陪审团审判苏格拉底被判死刑。临刑前，他的弟子们来看他，告诉他弟子们决定帮助他越狱，而且一切都已准备妥当。但苏格拉底却对弟子们说：“我的信仰中有一条就是法律的权威，一个好公民就要遵守本市的法律，既然雅典的法律判处我死刑，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作为一个好公民，我必须去死。” 苏格拉底最终带着对法律的忠诚含笑离开了人世，但他的思想却流芳百世。在大多数国人来看，苏格拉底有点迂腐，既然法律本身不公正，为什么还要服从呢？我认为，这正是国人不守法的症结所在。这里涉及到一个“恶法是否是法”、“有没有一种服务法律的义务”的问题。有人认为，恶法不是法，人们不需要服从，只有符合某种正义准则和道德原则的法律才是法律，由于人们心中的道德准则与正义原则并不完全一致，也就必然存在意见分歧与矛盾，人们在行动上就有可能错误地反对法律，从而造成无政府状态和法律秩序的混乱。因而，为了建立良好社会秩序，人人都应当遵守法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中国，法律是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制定出来的，反映了人民的基本意志，先天具有“良法”的属性，我们更应当自觉遵守和维护。诚然，我国的法律还很不完善很不健全，但我们不能以个别法律是“恶法”为由而不守法，我们应当养成一种遵守法律的良好习惯，法律不健全不完善时，只能通过合法的程序来进行法律的立、改、废，而不是在法律的遵守上采取抵制态度。换言之，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当象苏格拉底那样忠诚地服从和维护中国现行法律，这样我国法治的进程才会大大提前。
----信仰观。我的法理学老师、吉林大学理论法学中心常务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姚建宗教授认为，我国法治现实的真实情况是，我们一直强调并进行着法治“硬件”系统的法律制度的建设，而较为忽视作为“软件”系统的法治精神与情感；我们一直迷信与崇拜国家政权的强制与威慑，而较为忽视作为社会主体性与自我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法律的自觉认同和尊重。于是，在中国的法治建设实践中，伴随着法治化的进程，就必然会产生两种与法治根本相悖的社会现象：一方面，社会公众始终认为法律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外物和异已的东西，它不是自己的生活需要而是社会强加的，其目的是压迫、限制和束缚自己，自己对法律的遵守是被迫而不得已的，因此，他时时想到的便是远离、规避和拒斥法律，于是法律丧失了其神圣性、至高性和权威性，也从社会公众的情感上丧失了其相应的效力。另一方面，在外力的强制与威慑下，社会公众无可奈何地被动服从法律，逐渐麻木了其自主判断的神经，将其愿望和期待埋在了心底，在社会公众逐渐泯灭了其参与热情的同时，独立的平等人格丧失了，而顺从的充满奴性的依附人格长成了。③笔者认为，正是由于我国国民发自内心对法律不信仰，反映在实际生活中，当碰到法律问题时，便诚惶诚恐，处处忍让、躲避，怕招惹官司，引火上身，而很少以一个法律主体的身份能动参与法律生活，维护自己的法定权利。国人较多的做法是所谓“私了”，有时反而因为“私了”被人敲了“竹杠”而有苦难言。西方法治思想沉淀已有300多年历史，这使得洋人从孩提时便养成了对法律充满宗教般虔诚的信仰，主动积极接受现有法律，而不是被动服从。养成对法律充满宗教般虔诚的信仰对我国国民来说，还是很艰难的，专家估计，我国实现真正法治大约需要100年左右的时间，由是观之，中国的法治之路的确艰辛而漫长。
----代价观。专制社会在惩罚违法上，奉行“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甚至大量使用连坐、株连九族等酷刑，“千里不闻鸡犬声”便是专制社会悲剧的真实写照。在法治社会，为了避免悲剧发生，法治要求我们在惩罚违法上 “宁可放走一千罪犯，不可使一名无辜者受到冤枉”，当然其结果会使一部分违法者逃避法律的制裁，这是实现法治在保障人权上所要付出的代价。此外，由于法律不能模糊，应当具有明晰性，这使得严格遵守法律有时也会产生相应社会代价。据说，一个过14周岁生日的男孩，在其生日当晚11点钟因醉酒杀死了参加其生日的一名同学。按我国法律规定，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年龄为满14周岁，具体应从过14周岁生日的次日起算。本案中，幸运的男孩差1个小时才满14周岁，依法不负刑事责任。倘若该男孩再晚一个小时杀人，则要负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1个小时（极端一些，也完全可能是1分钟或以秒计）对这个男孩的智力、意志、精神似乎不会产生影响，但依法处理结果却是大相径庭。有人为了一元钱打官司，由于诉讼需要繁琐的程序，因而使该当事人为此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最后，法律由于诉讼时效、追诉时效等司法效率的具体规定以及侦察手段的落后和法官素质不高等主客观因素，使得法治代价更加高昂。可见司法不是廉价物，请这个“社会正义的最后守护神”来解决问题是需要付出一定成本和代价的。对此我们的正确态度是不因法治的代价而否定法治，而是承认法治的代价并且尽可能将这种代价减到最小。
----局限观。在现代社会,法律的触角已延伸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法律只是社会调整规范的一种，其他调整规范还有宗教、乡规民约、习惯、道德、规章、政策等，换言之，法律并不能囊括一切。大家都看过电影《被告山杠爷》，杠爷这个村长依靠“自己定下来的规矩”将堆堆坪这个穷山沟管理得井井有序：计划生育不超标，提留农税无欠缴，社会治安很优良。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杠爷因将所谓“不听他的招呼”的村民游街而被公安机关逮捕。无疑，杠爷实施的是人治，也许在堆堆坪这样的地方，杠爷的那套人治管理方法是最好的管理方法，实行法治反而会搞得一踏糊涂，可见法治也并不万能。此外，由于法律具有稳定性，使得法律不可能对千姿百态的社会生活全部涵盖，因而再完备的法律也存在真空和漏洞。最后，法治作用的发挥还受到“生态环境”（参见下文）的制约。总之，我们不能因为法治的局限性而否定法治调整社会生活的主导性，对法治作用的正确态度是既要反对法治虚无主义，又要反对法治万能主义。
----生态观。经常见到这样的报道，由于人类滥用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某种动物已濒临消亡，这表明，动物要生存，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生态环境。同样，法治也是存在生态环境的，公民的法律意识、法官素质、司法体制、侦察水平等诸多要素构成了法治的生态环境。有人认为，要实现法治很容易，只要把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移植”到我国就大功告成了。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最多只能算是实现了“法制”，而不是“法治”，因为“法治”不仅需要“法制”，更重要的是“法治”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生态环境。打个比喻说，如果给原始人穿上西装打上领带配上笔记本电脑，虽然形式上具有现代人的特征，但其绝不是现代人。西方的法律制度是深深扎根于其公众较强的法律意识和完善的司法体制以及法官的高素质的。在我国由于公众法律意识偏低、司法体制不完善、法官的素质偏低，因而西方的法律制度再先进，如果全部照搬，也不适应中国的生存土壤，更不用说健康成长，绽放法治文明的花蕾了。
以上是我对法治的所学所闻所见所感，由于法治的思维路径和思考维度是错综复杂的，加之我自认为我并不是法律的“行家里手”，因而上述观点难免不当。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高唱“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而是高唱“谁能告诉我，是合法还是违法？”；如果有一天，七岁的小孩能脱口而出“这是违法的”而不是“这是坏的”；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法官敢对上级说，“我只服从法律”；如果有一天，公民遇到侵犯自己合法权益时能说：“我相信法院会为我主持公道”…...。我相信那一天正是中国实现法治之日，我也相信对于以振兴中华民族为己任而不懈努力的炎黄子孙来说，那一天定会来到。
注释：
①例如，中国汉代的《春秋》决狱，其特点就是依据儒家经典著作《春秋》提倡的“忠”、“孝”精神和原则来审判案件，而不是依据成文法律来审案。假如犯罪人主观动机符合儒家精神和原则，即使其行为造成社会危害，也可以减轻甚至免除刑事处罚；反之，犯罪人主观动机违背儒家精神和原则，即使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也要定罪惩罚。
②郑成良主编：《现代法理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第12页。
③姚建宗著：《法治的生态环境》，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352--353页。
参考文献：
1.郑成良主编：《现代法理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
2.姚建宗著：《法治的生态环境》，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批转市劳动局拟订的《天津市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报告处理办法》的通知
天津市政府
批转市劳动局拟订的《天津市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报告处理办法》的通知
天津市政府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同意市劳动局拟订的《天津市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报告处理办法》，现转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天津市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报告处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使职工伤亡事故报告、调查、处理工作规范化，根据国务院《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报告和处理规定》（国务院令第75号）、劳动部《关于印发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报告和处理规定有关问题的解释的通知》（劳安字〔1991〕23号）和《天津市劳动保护条例（试行）》的要
求，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境内和管辖的一切企业。即：全民所有制、城镇集体所有制、外商投资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所属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发生的伤亡事故，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伤亡事故，是指职工在本岗位劳动过程中发生的人身伤害、急性中毒事故，或虽不在本岗位劳动，但由于企业的设备和设施不安全，劳动条件和作业环境不良所发生的轻伤、重伤、死亡和急性中毒事故。
1．“本岗位劳动”的含义：
（1）岗位责任制范围内的劳动；
（2）单位领导人（指班组长及其以上的管理人员）临时指派与生产（工作）有关的劳动。
2．伤害程度分类：
（1）轻伤事故：指职工受伤后，工作中断满一个工作日，构不成重伤的事故；
（2）重伤事故：指职工负伤符合劳动部《关于重伤事故范围的意见》（〔60〕中劳护久字第56号）所列情形之一的事故；
（3）死亡事故：指一次死亡一人以上（含一人）的事故；
（4）重大死亡事故：指一次死亡三人以上（含三人）的事故。
（5）急性中毒事故：指由于生产过程中存在着有毒物质，在短期间内大量侵入人体，立即使职工工作中断并需进行急救的中毒事故。
第四条 企业负责人（法定代表人，下同）应对事故的调查、登记、统计和报告的正确性、及时性负责，对本办法的贯彻实施负责。
第二章 事故报告
第五条 职工发生事故，使本人工作中断，负伤者或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行政主管人员，并逐级报告企业负责人。
第六条 企业负责人接到重伤、死亡、重大死亡事故和急性中毒事故报告后，应将事故发生地点、时间、伤亡情况、初步原因分析等事故概要用电话、电报、电传或派人等办法，立即向企业主管部门，企业所在区（县）劳动局和上级工会报告，最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
第七条 死亡事故和一次重伤三人以上（含三人）的事故，企业应同时报告市劳动局和所在区（县）人民检查院；发生重大死亡事故，企业还应同时报告所在区（县）监察局。
第八条 因火灾、爆炸造成的重伤、死亡事故，企业应同时报告所在区（县）公安部门。
第九条 作业场所发生急性中毒事故，企业还应同时报告所在区（县）卫生部门。
第十条 建工、市政、公用、交通、铁路、邮电各局所属单位，市房管局直属的建筑单位，各局所属建筑单位发生重伤、死亡事故后，根据市、区（县）劳动局分工，报告市劳动局。
第十一条 一次事故涉及到两个及两个以上的企业，而企业又分别坐落在不同区（县）的，事故所涉及到的企业均应分别报告所在区（县）劳动局。
第十二条 各部门接到企业事故报告后，应逐级向各自的上级部门报告。重大死亡事故，企业主管局、市劳动局、市总工会应立即分别报告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全国总工会。
第十三条 因事故情况特殊，当时不能确定是否属于工伤，或工伤后轻伤、重伤难以确认，企业应立即报所在区（县）劳动局依照有关政策文件确定。本办法第十条所列单位报市劳动局确定。
第十四条 发生重伤、死亡事故的企业，应积极抢救受伤人员，保护现场，任何人不得擅自移动和取走现场物件。因抢救受伤人员和国家财产，防止事故扩大而需移动某些物件时，必须做好标志和记录。
企业主管部门、劳动部门、上级工会和有关部门应于接到企业事故报告后的二十四小时内赶赴现场进行勘察，在保证调查工作正常进行的同时，应尽速决定清理现场，恢复生产。对已接到事故报告二十四小时内不到现场的部门，视为同意清理现场。
第三章 事故调查
第十五条 轻伤事故，由车间主任会同安技人员和车间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人员调查事故原因，拟订改进措施，填写伤亡事故登记表，报送企业负责人和基层工会，并报安技部门存档备案。
第十六条 重伤事故，由企业负责人组织生产、技术、安技和基层工会等有关人员组成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企业主管部门、区（县）劳动局、上级工会可派员参加。本办法第十条所列单位的重伤事故，市劳动局可派员参加。
第十七条 死亡事故和一次重伤三人以上（含三人）的事故，由企业或企业主管局（含局级公司）组织事故调查组，所在区（县）劳动局、上级工会、人民检察院和有关部门派员参加。本办法第十条所列单位发生的死亡事故，由市劳动局派员参加。
第十八条 重大死亡事故，由企业主管局（含局级公司）组织事故调查组，市劳动局、总工会、检察院、公安局、监察局派员参加。
第十九条 事故调查组成员应具备事故调查所需要的某一方面专长，同时与所发生的事故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在调查中如发现调查组成员与事故存在利害关系，应予更换。
第二十条 事故调查组应当查明原因，确定事故负任，提出事故处理意见和防范措施的建议，其工作程序一般为：
1．现场处理
（1）查看事故现场的设备、作业环境；
（2）拍摄、录像或绘制示意图；
（3）搜集与事故有关的物证。
2．搜取有关资料。
（1）向有关人员调查事故经过和原因，并笔录证人证言；
（2）搜集规章制度、工艺技术等有关资料；
（3）索取伤害程度的医疗诊断证明；
（4）根据情况组织技术鉴定。
3．事故分析。
（1）依照《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ＧＢ6441—86），确定事故类别和主要原因；
（2）确定事故直接责任者、主要责任者和领导负任者（直接责任者系指行为与事故发生有直接关系的人，主要责任者系指对事故发生起主要作用的人，领导责任者系指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的人）；
（3）根据事故后果和事故责任者应负的责任提出处理意见。
4．拟订改进措施。
研究改进措施必须把改进工艺、设备，改善作业环境摆在第一位，并针对事故原因，提出加强安全管理的具体要求。
5．填写事故调查报告书。
企业根据调查结果，填写《职工伤亡事故调查报告书》，经参加事故调查的人员签字，在上报企业主管部门的同时，报送劳动、工会、检察院、公安等有关部门。
调查过程直至报送事故调查报告书，一般应在三十日内完成。
第二十一条 调查组对事故性质、原因、责任分析意见不一致时，由区（县）劳动局提出结论性意见，交企业执行；如有不同意见，由市劳动局审定；如仍有不同意见时，由市劳动局报请市人民政府裁决。
第二十二条 企业应为事故调查提供方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碍和干涉事故调查工作。
第二十三条 涉及到两个及两个以上企业发生的事故，由双方组成联合调查组，在劳动部门组织、指导下进行调查。
第四章 事故处理
第二十四条 事故处理审批结案程序：
1．轻伤事故由企业负责人根据车间填报的伤亡事故登记表审查结案。
2．重伤、死亡事故，企业主管部门在接到企业伤亡事故调查报告书后，应于三十日内处理完毕（重伤经公司、死亡经主管局或局级公司处理），并书面通知企业，由企业报送区（县）劳动局审批结案。
3．重大死亡事故和本办法第十条所列单位的事故调查报告书，经主管局（含局级公司）处理完毕后，通知企业，由企业报市劳动局审批结案。
4．市、区（县）劳动局的审批结案文件，应同时抄送企业主管部门、工会和有关部门。
5．重伤、死亡事故结案一般不得超过七十五日；重大死亡事故结案一般不得超过九十日。遇有特殊情况不能按期报送、处理结案时，企业或其主管部门应向劳动部门申述理由，请求延期，经同意后方可延长期限。
第二十五条 因忽视安全生产、违章指挥、违章作业、玩忽职守或者发现事故隐患、危害情况而不采取有效措施、以至造成伤亡事故的，由企业主管部门或企业对企业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进行行政处分。
劳动保护监察部门对事故单位或有关责任者，依据有关规定处以罚款。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应向检察机关提出控告。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节之一者，有关部门对责任者从严处理：
1．事故发生后，隐瞒不报、慌报、故意迟延不服、破坏事故现场的；
2．在事故调查中，隐瞒事故真相，弄虚作假的；
3．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调查，拒绝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的；
4．调查处理事故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打击报复的。
第二十七条 企业接到劳动部门审批结案的文件后，应做到：
1．向全体职工宣布审批结案意见和处理结果；
2．对有关责任者的处分决定，应有正式文件并装入本人档案；
3．按照事故报告书中的改进措施，尽速组织落实；
4．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事故，在结论未下达之前，先按劳动部门审批结案意见执行。
第二十八条 劳动部门对审批结案的死亡事故，在文件下达两个月后，应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和改进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复查。复查不合格的，劳动部门应向事故单位发出监察指令书，限期处理完毕。
第二十九条 重伤、死亡事故应有完整的档案材料，其内容应包括：
1．职工伤亡事故登记表；
2．职工重伤、死亡事故调查报告书及批复；
3．现场调查记录、图纸、照片；
4．技术鉴定和试验报告；
5．物证、人证材料；
6．直接经济损失材料；
7．伤亡人员的医疗诊断证明；
8．发生事故时的工艺条件，操作情况和设计资料；
9．处分决定和有关责任者的检查材料。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依据国家有关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程序等规定执行。
第三十一条 市、区（县）劳动保护监察部门监督本办法的实施。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天津市劳动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批准之日起施行，在此之前我市发布的有关文件与本办法有抵触的以本划法为准。
1992年4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