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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内容摘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和保证。因此加强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措施
在现代社会里，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的基本制度之一，是国家通过立法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法就是调整在社会保障中发生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同时也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现代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伴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迈进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在自然经济社会里，社会成员的生活保障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体现为家庭自我保障，并未形成规范化、法制化的社会保障制度。近几年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发展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经过共同努力，中国已经在社会保障制度领域取得了三个方面的突破性进展，即形成了养老保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为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增添了新的内容，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和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我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现状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应是指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互助、社会优抚等几个方面。我国的社会保障工作始于50年代初。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业凋零，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基础相当薄弱。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工作。1951年2月，政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社会保险法规，奠定了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基础。此后，我国还陆续颁布和实施了有关养老、医疗、工伤、扶贫、救灾、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等方面的规定，初步形成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安置在内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显示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和国家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一制度的建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巩固国家政权、保障人民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正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我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迈进，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的客观需要，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制约因素。社会保障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急需进行改革。根据当前两种经济体制转换过程的实际，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改革需要一个渐进过程，要坚持低水平、广覆盖、多层次的基本方针，逐步由“全部包揽”向“国家、单位、个人”三方负担转变，由“企业自保”向“社会互济”转变，由“福利包揽”向“基本保障”转变，由“现收现付”向“部分积累”转变，由“政策调整”向“法律规范”转变。近两年来，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改革和发展迈出了较大的步伐，已经形成了养老保险、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三条保障线”制度。在此基础上，按照“逐步形成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渠道、管理服务社会化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思路，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改革。
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宪法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有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疾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上述宪法规定，是中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立法根据和最高法律准则。 ?
二、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社会保障的立法不健全。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内容，但目前还没有建立起统一的、适用范围比较大的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社会保险费用的征缴、支付、运营、统筹管理也不规范；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的立法相当欠缺；社会保障工作在许多方面只能靠政策规定和行政手段推行；国家立法滞后，地方立法分散，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被分割。由此导致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小，保障程度差。目前在社会保障方面发生争议纠纷进行仲裁或提起诉讼时，由于立法滞后，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无法根据有效的法律规定对社会保障争议进行仲裁或判决，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二）现有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立法层次低，缺乏较高的法律效力和必要的法律责任制度。社会保障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应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制定社会保障的基本法律。但是，我国自1979年以来，却没有制定和颁布实施专门调整社会保障关系的基本法律；有关社会保障的制度被分散规定在不同的法律规范文件中。这种状况与社会保障法所应处的地位是不相符的。完整的法律规范应当由假定、处理和制裁构成，无法律责任、无制裁措施的法律规范，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系统，无法发挥法律规范的强制功能。在我国已经制定出来的社会保障法规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着缺乏法律责任的现象，无法确保社会保障措施的有效实施。
（三）社会保障的法律实施机制较为薄弱。合法的筹资机制、稳定的保障机制、严格的管理机制、有效的运行机制，有力的监督机制都不够健全。社会保障监督机构没有与管理机构严格划分开来，缺乏对欠缴社会保险费的行为和拖欠离退休人员、失业人员保险金行为的法律制裁措施；对非法挪用、挤占保险金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得不到及时惩处，保险基金的运营处于不安全状态。
（四）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与国际接轨，在对外交流中不断产生障碍与磨擦。我国已正式成为WTO的成员，我国的经济发展将越来越与世界经济相联系，经济全球化将在不同的程度上逐步形成。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作为扩大了的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则更应是法治经济，如果在全世界范围内无法形成相对稳定和权威较高的游戏规则（条约、习惯、惯例等），则不能称之为经济全球化，当然WTO也没有其存在之可能。能起“稳定器”、“安全网”作用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市场经济建立的前提和保障在世界范围内将必然形成，只有这样国际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方能顺利实现。而我国过去的有关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法律在涉外社会保障这一块显然处于空白状态，这将不仅影响我国对外交流的顺利进行，而且从长远来看必将影响我国整个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措施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平衡。再这样的国家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所遇到的情况和问题与经济发达国家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使社会保障水平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坚持法律调整与特殊政策调整相结合，对社会发展中某一特殊时期出现的急迫需要解决的特殊问题采取一些特殊性的政策加以调整，如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程，就是特殊阶段采取的特殊政策；借鉴和吸取国际社会带有共性的经验，适当参照国际标准但不能照搬；总结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经验，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一）加强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
首先，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立法内容应当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立法内容相衔接，以保证社会保障法律规范的有效实施。例如，社会保险基金被违法挪用、挤占现象较为严重，使一些地方离退休人员不能及时足额领取到离退休金，造成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并没有相应的罪名对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加以制裁。为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制裁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违法行为，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通过关于制裁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违法犯罪行为的补充规定。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制裁违法挪用、挤占社会保险金的行为，所以，至今无法追究挪用、挤占保险基金行为人的法律责任。
其次，应当把社会保障立法作为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在突出的位置上，抓紧制定社会保障的基本法律。目前，通过立法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已成为当务之急。
社会保障的核心法律制度是社会保险制度，因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尽快制定和颁布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草案已经起草了多稿，其内容已经比较成熟。因此，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适当时候，及时地审议该项法律草案。同时，由国务院尽快制定和颁布与该法相配套的一系列条例，以保证社会保险工作有法可依。
再次，以法律手段解决社会保险金的支付风险问题。导致社会保险金支付风险的主要原因是保险基金收支不平衡，特别是保险费不能及时足额征缴。我们认为，我国的社会保险基金已经出现了支付风险的前兆。近两年来，国家为了保证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和养老金的发放，从中央财政拿出几百亿元借给地方政府，地方财政也相应拿出一定数额的资金，但这笔钱仅仅能管当年的社会保障金发放。这种状况长期下去，国家和地方财政是很难支撑的。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风险问题，其潜在的危险并不亚于金融风险。银行对个人储蓄的支付风险，所涉及的是百姓的闲钱；而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风险，所涉及的却是百姓的保命钱，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稳定。我们建议，必须通过立法解决社会保险费的收缴问题，加大强制收缴社会保险费的力度，对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的，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强化社会保险费的收缴功能、达到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平衡、防范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风险的重要法律对策。
其四，健全社会保障的司法机制。建议在人民法院设立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庭，专门从事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争议案件，使当事人在其社会保障权益受不法侵害时获得有力的司法保护。在条件成熟后，可借鉴国外普遍实行的专门法院审判方式，建立我国专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院。在审判中充分体现出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的特殊性。人民法院对社会保障领域里发生的违法、犯罪案件，应当依法及时审理；对拒不缴纳法定的社会保险费、拒不履行支付保险金义务、不正当使用保险基金、贪污、挪用、侵占保险基金的行为人，应当依法分别追究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现在，有些地方在人民法院已设立了社会保障法庭，对欠缴社会保险费的企业采取强制的司法措施以追缴社会保险费，对侵害劳动者社会保障权益的违法行为进行制裁，充分运用司法机制在保证社会保障法律实施方面具有的强制性和震慑作用。
最后，要适应WTO的规则调整中国社会保险业的相关制度。第一，中国加入WTO之后，有关社会保险业的市场开放应当按照循序渐进的策略进行。第二，开展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经营业务。第三，鼓励中外保险公司扩大社会保险延伸服务。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发展思路。
（二）、建立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体系
从我国当前的实际看，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明显低落于城市。这是由于过去长期的历史原因，也是由于城乡之间不同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同等重要都需要发展，但由于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在生产社会化程度、就业结构、社会分配结构、收入消费结构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因而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不可采取一个统一的模式，农村不能照搬城市的办法。农村要纳入社会保障范围，但具体办法和标准方面应允许有差别。
1、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出发，逐步推进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功能健全、社会化程度高、有充分资金保证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改革方案的设计需要明确以下两点：一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并不雄厚。社会保障的范围只能逐步拓宽，保障的社会化程度只能逐步提高，要充分考虑政府及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下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二是居民个人作为社会保障筹资方式的一个重要渠道，要考虑到我国目前居民总体收入和消费水平并不高，而且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居民个人对社会保障的缴费率要适度，不能定的太高。总之，下一步我国社会保障要从国情出发，既要迈出改革的步伐，又要稳妥可行，使之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2、发挥财政在社会保障中的主导作用
社会保障既是一个分配问题，也是一项政府行为，单靠市场机制无法完全实现，需要国家财政参与分配和管理。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财政始终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财政是国民收入分配的总枢纽，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而社会保障作为以政府为主体参与社会分配的行为，其本身就是构成了财政分配的重要内容，理应纳入国家财政管理范围。
首先，要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将社会保障纳入国家预算有利于强化用款单位和基金经办机构的责任，有利于社会保障资金的专款专用，有利于资金分配的规范性。财政参与社会保障管理，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尽快把社会保障预算建立起来。通过预算的编制、审批、执行、监督和决算制度对社会保障资金实行全过程监督。改变目前社会保障资金管理上的混乱局面。在编制财政预算时，必须把社会保障预算与一般政府预算分开编制、单独反映。
其次，加强对社会保障结余资金的管理。社会保障资金的结余处于暂时的闲置状态，应对未来支付需求资金，也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财力。为了保证这部分资金的安全和保值增值，从而能够均衡及时满足社会保障的支付需求，必须将社会保障结余资金引导到可靠有效的投资上。
再次，开征社会保障税。一般以企业工薪支付额为课税对象，用来建立社会保障基金。在当前，尽快在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深化经济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而通过开征社会保障税更加稳定、规范地筹措社会保障资金，是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保证。
在一个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迈进的、拥有12亿人口的国度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是一个跨世纪的宏伟工程。我们坚信，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不懈的努力，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必将为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社会文明进步提供有效的保障，必将为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增添光辉。

参考文献：

[1]《社会保障与法律建设》课题组：《社会保障与法制建设》载于《法学家》，1999年第4期
[2]王景山：《我国社会保障立法原则的理论探讨》载于《劳动法学、经济法学》200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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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殷晓彤、王大勇、刘延军、蔡欣：《谈完善我国的》载于《法学杂志》2001年第3期
[11]石美遐、杨子林、高小丽：《我国补充医疗保险问题初探》载于《中国劳动保障报》2001年第3期
[12] 张卫：《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载于《中国农村观察》2000年第2期

浅谈法官现代化

（作者：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研究室　隋美玲）


引言
法官是一个神圣而古老的职业，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法官是现实社会中唯一的一个操纵生杀予夺之权的人，他可以合法地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决定巨额财产的归属，可以决定一对夫妻是否能继续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可以决定你祖传的房产是否被作为“钉子户”而沦为推土机下的废墟。行使如此重大的权力者，如何才有让老百姓产生信任感？
在司法文明发达的的西方国家，法官被赋予极大的声望。在今天的中国，我们的法官刚摘下大盖帽，穿上法袍，用上法槌，在人们心目中把法院作为专政工具的看法还没有完全转变。我们只是向现代化的门槛里迈进了一只脚，法官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面本文将结合我国的实际谈谈对法官现代化理解。
实现法官现代化是我国的形式所需
法学界、实务界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当前中国法官的地位太低，收入太少。的确，在目前来说，法官的地位与收入和行政官员没有什么区别，在老百姓心目中，法官在国家干部中没有什么特殊地位，只不过在提起“公检法”、“政法部门”时觉得权力较大，比一些“清水衙门”显得重要一些。因此我国的法官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相比起来，在社会中的地位差距悬殊。我国法官待遇低是不可否认的，这与法官整体素质不高有一定的联系。
首先，不容回避的是，现在有些法官的素质的确适应不了社会的需要。但这决不能全部归因于法院进人把关不严，而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第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在1997年十五大才提出来的，法学的繁荣是在此之后的事。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国家法制不健全，制定的法律屈指可数，法学理论也远没有现在这样繁荣，所以，就专业知识来说，经过并不太长时间的学习和适应之后，普通人胜任法官职位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大量复员军人进法院不但没有给社会带来什么混乱，反而是顺理成章的事。第二，以前的社会纠纷较少，法院的任务远远没有现在这么繁重。在计划经济时期，所有的经济运转都是通过国家计划完成，经济主体主要限于国营企业。出现纠纷之后，经过上级主管部门协调协调就解决了。同时，私有制还没有得到社会主流的承认，人们的权利观念、诉讼观念也没有现在这么强。民告官的案件（行政诉讼）少之又少，“一元钱官司”更是闻所未闻。法院的任务除了刑事审判外，主要是解决离婚、小额债务、普通民事侵权纠纷，法官无需太多专业知识就能够解决。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走进法院的法官，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专业素质的确偏低。现在新法律不断出台，新理论互相争鸣，新类型的案件也层出不穷。即便是认知能力很强、法律科班人不下一番功夫，也难以全部掌握。当时进法院的人，绝大部分没受过专业的教育，只是依靠自身知识积累和经验来处理（诚然，法学院的教育模式也值得检讨，受过高等教育未必能成为优秀法官），再加上错过了最佳的学习年龄，能够通过成人教育取得学历的法官也属难能可贵。现在法院内年龄较大的法官承受着社会上种种诟病，其实，他们也很无辜。和西方比起来，中国法治落后是全方位的，不仅是法官的地位和素质。在十七世纪英国大法官福蒂斯丘爵士即赋予法律职业以神秘性，主张法律是法官和律师界的特殊科学，一个法官需要二十年的时间才能掌握法律知识。今天，法院已经很少招收复转军人，随着法学教育的空前繁荣，招收法学院学生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在法官的素质问题方面，只能说理论走在了实践的前面，如果查找法官素质低下的原因，只能向历史追究责任。
法官素质偏低是历史造成的不容忽视的事实，但随着法治文明的发达、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类型的社会纠纷的出现、法律、法院和法官在人们心目中地位的提升、司法改革的深入和发展，法官这个职体团体的素质也亟待提高，法官现代化成为形式所需。
法官现代化的应有之意
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为了提高综合国力，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法官现代化也是服务于整个政治文明的大局，最终是为了向社会提供尽善尽美的纠纷解决机制。那么法官现代化究竟为法官提出了哪些要求呢？本人有以下粗浅的认识：
一、法官独立是法官现代化的保障。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推进司法改革，要“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提出：“通过改革逐步建立依法独立、公正审判的机制”。当我们思考或设计我国法官制度时，法官独立是一个无法回避，也必须明确的问题。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司法权作为一种摆脱王权控制的独立权力获得了宪法的承认，司法独立与分权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现代分权原则的创始人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明确区分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提出如果司法权不与立法权和行政权分开，则不会有自由和法治的存在。因此，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有独立的司法，无论是从法官职业的本身特性或是从法院审判独立与法官个人独立的关系而言，法官个人独立是司法独立和法治国家的题中之义：其一，法官个人独立是法官职业和审判活动的内在规律的要求，我们知道，司法活动不同于行政和军队的活动，它强调的是法官的个人行为，即法官需要具备独立人格。因为法官行使职权并不是仅仅集中在最后的判决，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法庭上对诉讼过程中一些需要确定的事项的决策，如果法官对诉讼过程中随时需要作出判断的事项不能独立进行决定，就会失去当事人的信任，也会降低审判活动的效率，增加纠纷解决的难度。除此之外，审判还是一项讲究亲历的活动，它要求法官对当事人的言词、证人的证词都需要亲自听取和分析，并作出判断，同时还要求法官对整个诉讼都自始至终地参加，对证据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以便作出准确的判断。而在我国，承办法官在遇到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案件时，为了防止出现错案追究责任，往往将案件提交审委员讨论决定，或者再向上级法院请示，这种做法显然违背法官的独立性。案件的承办法官应当独立审判，依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公正的做出判决。我国法官的等级制度强调的是行政级别高的法官对行政级别低的法官的领导或影响，要求下级法官对上级法官的服从和依赖，这不利于审理案件的法官作出直接、独立的判断。这也是我国的审判人员在庭审中对一些最基本的证据都不认证的深层次原因。其二，法官个人独立与法院独立审判是司法独立性原则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没有法院审判独立，单个法官无法履行其职责；同样，法院的审判活动并不是抽象的，是由法官具体体现的，如法官个人不独立，法院的独立、审判权的独立就毫无意义。
二、法官专业化是实现法官现代化的条件。关于法官的专业素质，英国法官柯克有一段经典的论述，他在与英王詹姆士一世可否亲自坐堂问案争辩时说：“的确，上帝赋予陛下丰富的知识和非凡的天资；但是陛下对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涉及陛下臣民的生命、继承、动产或不动产的诉讼并不是依自然力来决断的，而是依人为理性和法律的判断来决断的；法律乃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识。”[1]这段话成为英美法系中对法官专业化的要求。而美国学者梅里曼却这样评价大陆法系的法官：“法官不过是一种工匠，除了很特殊的案件外，他们出席法庭仅是为了解决各种争诉的事实，从现行的法律规定中寻找显而易见的法律后果。他们的作用也仅仅在于找到这个正确的法律条款，把条款与事实联系起来。法官的形象就是立法者所设计和建造的机械的操作者，法官本身也与机器无异。”[2]比较了以上关于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法官专业性的两段经典论述，那么法官现代化对法官专业化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呢？
英美法系国家法官的专业性主要体现在法官在法律制度中的统治性地位。在“遵循先例”和“法官造法”的制度下，法官在形成法律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法律适用之外，对事实的判决主要是由陪审团完成的，而对陪审团成员却要求其没有法律背景。中国法官的职能与此相比有些不同，法官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对事实的认定，对法律的适用仿佛居于次要地位，或者说适用法律比认定事实更为简单。这样看来，在审理案件时，如果仅仅是认定事实，那么就不能说法官是一种专业性的职位，因为认定一件事实这是任何普通人都能够完成的。但是在我国，法官对法律发展的确起不到直接的推动作用。尽管司法解释在审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重要的法律渊源，但这种司法解释的权力只是集中中最高法院手中，地方各级法院的法官仍然是“适用法律的机器”[3]。
在大陆法系，并不像梅里曼所说的“法官本身也与机器无异”[4]。法官不但具有专业化水半，而且这种专业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如果历史的考察，这一点就会发现，因为传统的法院录用了法学家，所以人法院就由学识渊博的人组成。即使在意大利，这大概也是法学家逐渐把公共权力掌握在手中之后的事。”[5]
法官专业化不仅是社会公正的需要，也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和要求。建立法官专业化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保障严格执法、公正裁判，逐步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官专业化制度，旨在全面提高和保障法官的素质，从而适应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需要。司法是保障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作为社会冲突的最后防卫者和解决社会矛盾的裁判者，也决定了必须由高素质的人担任。法官必须精通法律才能正确地适用法律，而只有熟悉法律才能信仰法律，并严格地依法办事，公正执法，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
三、在具备了独立性和实现专业化后，现代化的法官还应具备以下素质：
1、现代化的法官应树立“法律至上”的司法理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现代化的法官应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马克思说过，法官除了法律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上司。对于法官，法律应该是其唯一绝对的服从对象。法官必须崇尚法律，唯法是尊，视法律为第二生命。法官必须用一种职业的方式来看待法律、适用法律。这种方式就是法律方法和法律思维。法律方法和法律思维就是必须忠于法律，必须通过相应的法律程序确定和解决法律问题，根据法律来说理和裁判。除非法律规定，法官在审判时不能服从上级，也不应服从其他机关组织或团体和个人。司法权威根本上来源于法律的权威。为保障法律权威，法官应当遵从程序法和实体法来审判每一个案件，奉法律为至高无上的行为准则，忠于法律，只有这样才能树立真正的司法权威。
2、现代化的法官应树立“司法中立”的理念。司法权是一种判断权，其性质了法官司法的中立性，即法官在裁判中处于中立的地位，法官应以公平中立的态度对待双方当事人，目光不应该有斜视。法官中立使法官不仅能切实地主持正义，而且是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维护正义。如果在诉讼中，法官不能显示其中立性，就不能使冲突与矛盾得到公正解决，不可能使纠纷通过诉讼而划上句号，社会结构的平衡与稳定将继续受到干扰。
3、现代化的法官应当知识渊博、善于研究。高深渊博的法律知识，是一名优秀法官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司法实践告诉我们：一名法官，仅凭满腔热情、一身正气是难以实现公正裁判这一目的的。那么，靠什么才能理清错综复杂的案件?靠什么才能识别扑朔迷离的案情?回答只能是这样的：理清和识别错综复杂的案件、案情，靠的是扎实的法律知识功底。如果一名法官，不具备深厚的法律专业知识，就不可能做到对案件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甚至可能出现由于缺乏客观准确的分析而让罪犯逃脱法眼、继续危害社会的严重后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一再证明，我们不能不把加强法律知识学习，不断丰富自身的法律专业知识，作为一名法官的基本素质而常抓不懈。
同时法官要善于研究，不断钻研，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在理论创新方面，实务界往往落后于学者，甚至在审判方面，也受到学者的严重影响。不可否认，大陆法系法官的成长是与学者的贡献分不开的，从中世纪罗马法的复兴时期，法学家便以积极的姿态登上舞台，并且一直传承下去。这也是学术独立精神的体现。但是，法官们也不应忽视自己的贡献，毕竟，法官时案件的见证人，是疑难问题的目击者，最能够掌握第一手资料，也最能够听到社会的呼声。但是在一些前沿问题上，总是学者最先站出来，表明自己的观点，最终争论一番后，法官再依据结果权衡案件的判决。学者的争论理应只对法官形成间接影响，因为裁判权掌握在法官手中，对于学者的观点，具有采纳不采纳的选择权。但有时学术太过于自由，直接影响个案的审判。现在传媒发达，在案件出现之后，判决之前，编辑记者们喜欢找法律专家做点评，这本也无可厚非。但公众并不把种点评当作学术讨论，而是当作案件应然的判决结果。在这种舆论大造声势的条件下，媒体的“判决”结果直接影响法官判决。甚至有的学者公然与法官争夺话语权、审判权。在引起广泛关注的刘涌案中，在锦州中院做出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后，十几名京城学者联名出具法律意见书，直接将学术讨论延伸到个案审判中，结果辽宁高院受其影响，二审改判死缓，最终最高人民法院适用审判监督程序，撤销二审判决。在这起案件中，学者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法官们不妨反思一下，为什么学者的法律意见书会起到这么重要的作用呢？追根溯源，是法官的理论水平较低，长期以来过分依赖于学者的法律解释，过于迷信权威，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因此法官的职业化不仅要求法官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还进一步要求法官的专业水平能达到一定的高度，即能达到所谓的学者型法官的程度。
4、现代化的法官应技能高超、品德优良、经验丰富。法官是具有法律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特殊群体。法官除了应当具备专门的法律知识和法学理论外，还需要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高的职业伦理道德修养，要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去感染他人和影响他人。法律是以公正为最终的和永恒的价值，而法官作为法律职业的最主要的主体，就应始终以公平、正义这一最高伦理价值为终生追求的目标，从这一点上来说，法官应是“公平与正义”的化身。司法权具有被动性、中立性、形式性、职业性、终级性和公平优先性等特点，而法官是司法权的主要行使者，这就要求法官在司法中运用法律职业思维方式，根据自己对事实的分析和对法律的理解，根据自己的职业道德素养和内心信念，居中裁判。法官的社会职责主要是通过审判案件来解决社会各种矛盾和纷争，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和善良风俗，力求实现公平和正义。这就要求法官不仅要具备精湛的法律知识，更要具备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而且还要具备良好或崇高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试想，如果让一个刚从法学院毕业不久，还未成家的年轻法官，负责审理离婚案件或家庭纠纷案件，他（她）丝毫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和体会，他（她）除了机械地运用法律外，还能做什么，又怎能妥善地处理好此类案件，当事人又怎会对他（她）的裁决结果信服呢？一个没有审判实践经验的法官，在办案中又怎能把握时机适时进行调解或妥善处理那些突发事件呢？法官的职业伦理和道德品性需要在审判实践中不断磨炼，不断培养，要经过多年的熏陶和积累，才会养成良好的职业操守。一个职业伦理和道德素养尚不高的法官，又怎能成为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守护神呢？
结语
以上所述是从单纯的应然的角度出发对法律现代化作出的一点分析，但我们也应当看到法官现代化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是与我们的现实社会相联系的，古罗马谚语云：“有社会斯有法律”。作为社会规范一部分的法律，总是与特定社会的历史、结构以及文化传统密切关联的。因此法官现代化建设会遇到一系列的制约因素，必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成，这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但更需要我们对改革可能甚至必然产生的代价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沿着法官现代化建设道路坚定的走下去，实现法官队伍建设的历史性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