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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外商投资企业工会条例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2月5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1994年7月30日吉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 1994年8月10日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组织
第三章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章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活动的保障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自治州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的法律地位，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工会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的作用，促进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外商投资企业是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凡在自治州境内开办的外商投资企业，均应遵守本条例。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实行属地管理原则。
第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是本企业职工利益的代表。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是中国工会的基层组织，依法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的，其工会主席是法定代表人。
第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职工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规定，建立工会组织，开展工会活动。
第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职工凡承认《中国工会章程》，自愿申请加入工会组织，经本企业工会批准即可成为工会会员。

第二章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组织
第六条 筹建企业的同时，应筹建工会组织，并在投产半年之内成立工会。
企业建立工会，须经上一级工会批准，并在其领导下开展工作。
第七条 企业职工人数在二十五人以上的，可以建立工会委员会，不足二十五人的，选举组织员一人，组织会员开展活动。
女职工二十五人以上的企业，设立女职工委员会。
第八条 企业工会依照《中国工会章程》选举工会委员会和主席、副主席或者组织员，并报上一级工会备案。
企业职工人数在二百人以上的，设专职主席；不足二百人的设兼职主席。
第九条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专职工会主席待遇，应按照中方副总经理（副厂长）待遇执行。
外商独资企业专职工会主席的待遇由上级工会与企业商定。
第十条 企业处分、解雇担任工会委员职务的职工，须征求企业工会委员会的同意；调动、处分、解雇担任工会主席、副主席职务的职工，须经会员代表大会或会员大会通过，并报上级工会批准。专职工会干部不再担任工会的职务后，企业应安排适当的工作。
第十一条 企业工会的撤销或者合并，必须经会员大会、会员代表大会或会员代表会议通过，并报上一级工会批准。

第三章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二条 企业工会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外商投资企业工会享有下列权利：
1、对本企业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行为，要求企业认真处理或予以纠正。
2、代表职工同企业签订集体合同，指导、帮助职工同企业签订个人劳动合同并监督合同的实施。
3、不是董事会成员的工会主席可以列席企业董事会，就企业发展规划、生产经营活动、职工奖惩、工资、福利、安全生产问题，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
4、可以同投资者、经营者举行劳资协商会议，解决有关职工雇用、解雇、报酬、安全生产、劳动保护、劳动保险等重大问题，协调劳资关系。
工会对企业处分、解雇职工有异议的，可与企业进行协商，协调不成的，工会有权支持或代表职工依照法定程序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或者提起诉讼。
5、监督企业执行国家规定的工时制度和休假制度。企业需要延长劳动时间的，应征得工会和职工的同意，但延长劳动时间不得超过国家法律的规定，并按法律规定支付报酬。
6、协助企业做好劳动保护工作，维护职工在生产劳动中的安全与健康，参与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的调查处理。
第十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1、教育职工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履行劳动合同，遵守劳动纪律和本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努力完成生产、工作任务。
2、支持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协助企业搞好职工业务、技术培训和科学文化知识学习，协助企业搞好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教育，提高职工素质。
3、组织职工开展有益职工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丰富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
4、开展互助互济活动，帮助职工解决困难。
5、协助企业合理安排使用福利、奖励基金，关心职工生活，办好职工集体福利。
6、教育职工尊重投资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真诚合作，增进中外职工团结，共同办好企业。

第四章 外商投资企业工会活动的保障
第十四条 企业应当依法为本企业工会提供必要的办公和活动条件。
第十五条 企业每月按企业全部职工实际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拨交工会经费，由本企业工会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制定的有关工会经费管理办法使用，并接受上级工会的指导和监督。
第十六条 企业对工会开展活动要给予方便和支持，工会活动一般应当在业余时间进行，确需占用生产时间，应当事先征得企业经营者的同意，经企业经营者同意参加工会活动的职工的工资、奖金及各种补贴由企业照发。
第十七条 企业不脱离生产的工会委员参加工会活动占用生产或工作时间，由工会事先通知企业经营者，其工资、奖金和各种补贴由企业照发。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条例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在本州境内投资设立的企业，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二十条 本条例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8月10日
　　2011年2月25日，《刑法修正案（八）》经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其中第39条将扒窃入刑，列举在盗窃罪的罪状之中。至今，《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已一年有余，一年多来，各地“扒窃第一案”纷纷见诸媒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从各地反响来看，“扒窃”入刑确实对犯罪分子有所威慑。但是，司法机关在实践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如有些扒窃犯罪涉案金额较少、是否一律定罪处罚，扒窃构成犯罪究竟判处什么刑罚合适等。对此，笔者拟结合司法实践中的两则案例对以上问题作一探讨。

　　案例一：2011年5月，马某在成都市某菜市场水果摊附近，趁63岁的被害人陈某不备，用随身携带的镊子盗走其1.5元，后被抓获。该案由公安机关直接移送到成都市金牛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最后以盗窃罪判处马某有期徒刑六个月。[1]

　　案例二： 2011年6月，宜昌市公安局水陆公交分局反扒民警在公交车上抓到一名扒窃分子，犯罪嫌疑人对扒窃行为供认不讳，但因为该犯罪嫌疑人偷的钱包里面没有一分钱，在他们将案件移交检察机关后，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在了解具体案情后表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该案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该案最后不了了之，犯罪嫌疑人在被教育后被水陆公交分局释放。[2]

　　由以上两则案例可以看出，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扒窃犯罪嫌疑人构成盗窃罪的标准在认识上存在差异。笔者曾与同事对此进行探讨，有同事就比较赞同案例一中的处理，其认为对于扒窃不应再附加数额或其他限制条件，立法者的意图很明确，《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的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其中罗列了五种情况，它们之间应该是并列关系。扒窃行为和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一样都应该定罪处罚，扒窃属行为犯，如果以行为人实际窃取数额来认定犯罪，因为行为人客观上窃取财物为达不到数额较大的标准而不作为犯罪处理，会放纵扒窃犯罪嫌疑人，从而偏离“扒窃”入刑的立法意图。

　　有同事则赞同案例二中的处理，他认为，扒窃是一种特殊的盗窃行为，但这种特殊性并不能改变其盗窃行为的实质，从《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来看，刑法规定的扒窃乃盗窃罪的一种，属结果犯，扒窃构成犯罪仍应受盗窃罪中有关数额规定的限制，应当以达到一定数额的财产损失认定其社会危害性，从而认定是否成立犯罪。因此，对于扒窃数额较小而又没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按照《刑法》第13条、《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不作为犯罪处理。

　　综合两种意见来看，对于扒窃是否附加数额或其他限制条件的关键在于分清扒窃属于行为犯还是结果犯。那么何为行为犯？何为结果犯呢？根据我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所谓行为犯，是指犯罪的成立不以发生危害结果为条件，而是以犯罪实行行为的完成为标志的犯罪。[3]相对应的，结果犯则是指以特定危害结果发生为犯罪成立必要条件的犯罪类型。由此可以看出，盗窃罪属于结果犯，因为盗窃必须达到一定数额，才构成盗窃罪。但《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之后，根据 《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规定，按照文义解释，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扒窃行为即构成犯罪，入罪不需要附加数额较大或者次数等限制条件。由此，笔者认为，扒窃应属行为犯。也就是说，只要实施了扒窃行为，都应该按照《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规定定罪，这也是与扒窃具有较大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相适应的。不过，虽然扒窃入罪不需要附加数额较大或者次数等限制条件，扒窃数额等还是可以作为量刑情节的，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刑法总则第37条之规定，扒窃的最低刑罚仍有适用拘役、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直至不予刑事处罚的空间，因此，在审理扒窃案件时，应结合扒窃犯罪的事实和情节判处相应的刑罚。另外，对于那些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扒窃行为还可以适用刑法总则第十三条之规定，不以犯罪处理。

　　综上，笔者认为，对于扒窃，首先应明确其行为犯的属性，对于扒窃行为人应以盗窃罪定罪。不过，如果综合案中的主客观情形，如行为人系初犯或者偶犯（由此表现出来的主观恶性不大），而且采用的扒窃手段对人身没有危险性或者扒窃未遂、中止等，则可以考虑适用刑法总则第十三条之规定；其次，在量刑上要结合案中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扒窃犯罪的案件事实、数额及其他情节考虑判处拘役或者管制甚至单处罚金等刑罚，这样既彰显了刑法对于扒窃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及惩罚犯罪的功能，同时也做到了罪责刑相适应。

　　具体到上述两则案例中，首先，应当考虑适用《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规定以盗窃罪定罪，然后考虑行为人之行为是否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即是否有适用刑法第13条但书之可能，如果行为人除了扒窃所得价值较小外再没有显著轻微情节，应以盗窃罪定罪；其次，在量刑上也是应当综合案中行为人的主客观情形，如犯罪动因，手段等，判处相应的刑罚。如案例二中，行为人如果不是初犯或者偶犯，也没有其他从轻或从重情节，综合考虑其所犯罪的场所、数额等，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对于行为人以盗窃罪定罪，不予刑事处罚；而案例一中，综合考虑案中情形，行为人的犯罪手段-用随身携带的镊子进行扒窃；被害人系老年人。由此可以推知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大，但鉴于扒窃所得仅为1.5元，对被害人造成的财产损失不大，如果再没有其他情节，可以考虑对于行为人以盗窃罪定罪，处1-3个月拘役。

　　总之，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在审查扒窃案件应明确扒窃犯罪的行为犯属性，即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扒窃行为，均应认定为盗窃犯罪，同时要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综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案件事实、数额及其他情节，来对行为人予以量刑处罚，做到罪责刑相适应，从而有效打击扒窃犯罪行为，保障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增强人民群众的社会安全感，为人民群众营造一个安全的出行环境。

　　
注释

[1]秦莹等，扒窃是否一律入刑?各地执法标准不一引争议，http://cd.qq.com/a/20110914/001081.htm。

[2]参考：申明 吕晓红，一个空钱包引发的“扒窃”入刑”难题http://sxwb.cnhubei.com/html/sxwb/20120411/sxwb1705092.html。

[3]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上)，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页。


（作者单位：陕西省礼泉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