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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高发案派出所，千万别让小偷沾便宜
杨涛

针对当前北京社区防控工作的严峻形势，4月1日，首都综治办和北京市公安局召开社区高发案工作会议，首次联合公布全市50家高发案派出所名单，并决定采取责任倒查制等六大措施遏制社区高发案，确保居民安全。（《新京报》4月3日）
对于首都综治办和北京市公安局召公布高发案派出所名单的这一举措，笔者颇为赞同。但是，笔者在这里却要提醒有关方面，千万别因此让小偷沾便宜，让小偷们反而有明确的目标，更好寻找下手的地方，从而节约他们寻找作案场所的成本。
也许有人认为我是在危言耸听，那我给你们看个例子。据《北京晨报》3月22日报道，犯罪嫌疑人李某称，他在网上看到了管理写字楼的物业公司的评比，有10家物业公司被评为“最差”。他想，这些最差的物业公司肯定管得不严，偷东西应该比较容易。于是就按照网上所写的地址，找到了离自己住处最近的一家物业公司管理的写字楼。第一次得手后他开始疯狂行窃，在不到半年时间内接连在两个写字楼行窃9次都没有被发现。直到3月20日被蹲守的海淀警方抓获。
按理说，有关部门评比管理“最差”的物业公司，其目的肯定是想通过评比来促进物业公司提高管理水平，加强防范意识，以防偷盗等事件的发生。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好心结了个坏果，反而引来了上偷，小偷从中嗅到了“商机”，疯狂作案。这一事件很值得我们深思，它说明了有关部门抓评比、排名次，都只是好大喜功，只求一时热热闹闹，并不真正抓措施落实，而被评比单位无具体惩罚，也并不将评比放在心上，最后沾便宜的自然就是小偷了！
当然，首都综治办和北京市公安局此次在公布高发案派出所的同时，也决定了要采取六大措施，落实治安防范措施，遏制社区高发案。如每月做防范工作汇报、每天通报社区警情、民警每周下社区不少于25小时、连发两起同类案件责任倒查等等。但是，措施的制定和措施的落实还是两回事，我们希望制定措施的有关部门真抓实干，让那些高发案派出所不敢懈怠，全力以赴抓好社区治安，如此小偷不但不能沾便宜，反而等待他们的将是恢恢法网。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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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因果关系研究的视角定位

欧锦雄


　　刑法因果关系是刑法理论和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关于刑法因果关系的争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陆法系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代表学说有：条件说、原因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说。英美法系的代表理论为：双层次因果关系说。前苏联和我国传统因果关系理论的代表学说有：必然因果关系说、偶然因果关系说和非必然偶然因果关系说。在这些因果关系学说里，不少学说备受人们推崇，但是，由于犯罪现象纷繁复杂，危害行为与危害后果的客观联系千奇百怪，因此，备受推崇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说、双层次因果关系说以及必然因果关系说、偶然因果关系说等因果关系理论均只能较为模糊地论述各自的主张，这些理论抽象地阐释了各自的因果关系理论主张，似乎在客观上解决了刑法因果关系的问题，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只要遇到了稍为复杂的、与因果关系有关的疑难案件，司法人员就会束手无策，或者各自根据自己的理解用不同的因果关系理论来阐释案件。对于同一种案件，若用不同的因果关系理论来阐释，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从而导致执法的不统一。为了使刑法因果关系理论更明确、更具操作性，我们有必要对刑法因果关系理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刑法因果关系可分为事实的刑法因果关系和法定的刑法因果关系。事实的刑法因果关系（在下文中有时简称“事实因果关系”）是指在现实的刑事案件中危害行为引起危害结果产生的因果关系。法定的刑法因果关系（下文中有时简称“法定因果关系”）是指刑法规定的、法定危害行为引起法定危害结果产生的因果关系模式。因果关系是否是犯罪构成的构成要件？刑法因果关系研究的重心是法定刑法因果关系？还是事实的刑法因果关系？这两个问题是刑法因果关系研究中必须搞清的基础问题。
　　我国刑法学的通说将因果关系排斥在犯罪构成之外，因此，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主要是研究事实的刑法因果关系。我国通说从事实角度研究刑法因果关系，它认为，刑法因果关系是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客观基础。任何人只对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如果自己的行为与危害结果无因果关系，就缺乏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可见，事实的刑法因果关系的作用表现在：它是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它是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的前提基础。研究事实的刑法因果关系的主要目的是寻找到事实的刑法因果关系的科学判断标准（即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具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才算是具有了事实的刑法因果关系），以及准确地判断行为人是否具备了负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
　　通说将因果关系完全排斥在犯罪构成之外，并将事实的因果关系作为研究的重点的做法是值得商椎的。
　　对于因果关系是否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的问题，有三种主张，第一种观点认为，因果关系是一切犯罪构成的必要的基本要件，第二种观点认为，因果关系并不是一切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只有当已经造成了物质损害结果，才发生因果关系问题。第三种观点认为，在任何犯罪构成中，都不存在因果关系要件（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71页。）
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刑法并未明文规定有因果关系的内容，而犯罪构成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决定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需的一切主客观要件的有机整体。因此，因果关系不是我国现行刑法所规定的犯罪的构成要件的必要要件。
　　基于前面原因，我国刑法学通行的观点是将因果关系排斥在犯罪构成之外的，认为刑法因果关系是事实的刑法因果关系，并从事实上来研究刑法的因果关系。若仅从事实上研究刑法因果关系，我们将无法回答下面的问题：某罪的犯罪构成中的法定危害行为和法定危害结果之间具有什么样的联系，才算具有刑法因果关系呢？若按我国通说仅从事实上研究刑法因果关系，那么，由于没有一个判断的基准，就只能凭各种各样的学理解释来确定，这样，其结论将会五花八门，得不出完全让人信服的结论。
　　笔者认为，刑法因果关系不仅是一个事实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法律问题。犯罪构成是由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的规格和标准。在犯罪构成里，其法定危害行为和法定危害结果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因果联系才能构成该罪或者才能构成该罪的既遂，这应该在刑法条文中明文规定，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派生原则——明确性原则的要求。目前，许多国家的刑法（包括我国刑法）并没有明文规定各种犯罪的犯罪构成里法定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形式，而是将法定危害行为与法定危害结果因果关系形式交由法理解释来解决，这既严重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也导致了刑法因果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
　　为了更好地解决刑法因果关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应将刑法因果关系纳入刑法规范，将因果关系作为一些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在立法上明文规定。从规范角度研究刑法因果关系，实际上就是研究法定的刑法因果关系。
　　法定的刑法因果关系可分为三种情况：
（一）犯罪构成因果关系。有一些直接故意结果犯在犯罪构成要件上规定必须出现法定危害结果才构成犯罪，对于这些犯罪来说，它们不存在犯罪未遂、预备、中止，例如《刑法》第142条规定的生产、销售劣药罪即属于这种情况。这些犯罪的犯罪构成的法定危害行为和法定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属于定罪因果关系，因此，可称其为“犯罪构成因果关系”。间接故意结果犯、过失结果犯的犯罪构成中法定危害行为和法定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属于犯罪构成因果关系。
（二）犯罪既遂因果关系。对于许多直接故意结果犯而言，它们存在犯罪未遂、预备和中止的未完成形态，即使未出现法定危害结果，也可以构成该直接故意犯罪。因此，在这些犯罪的罪状中法定危害行为和法定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判断犯罪既遂和犯罪未遂、预备、中止的要件，而不是判断其危害行为是否构成该罪（即判断犯罪性质）的要件。法定危害行为才是判断其犯罪性质的要件。因为这些犯罪的罪状中的法定危害行为和法定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属于判断是否构成犯罪既遂的因果关系，因此，可称其为“犯罪既遂因果关系”。
（三）法定定量因果关系。在一些犯罪的罪状里，在基本的犯罪构成之外还规定了一些加重法定刑的情节，基本犯罪构成里的法定危害行为与这些加重法定刑情节中的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未影响到该罪的成立，也未影响到既遂和未遂的判断，但是，它影响到量刑的轻重。因此，其因果关系可称为“法定定量因果关系”。例如，在《刑法》第238条第二款规定的非法拘禁致人重伤的情况中非法拘禁行为与致人重伤之间的法定因果关系应属于法定定量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犯罪构成因果关系属于定罪的因果关系，它是一些犯罪中判断是否构成该罪的构成要件；犯罪既遂因果关系是一些犯罪中判断行为是否构成既遂的要件；法定定量因果关系是判断是否适用加重法定刑的要件。
　　在法定刑法因果关系里，犯罪构成因果关系和犯罪既遂因果关系是法定的刑法因果关系的理论重点和难点，因此，本文着重研究这两种法定的刑法因果关系。在后文的论述中，如无特别的解释，那么，“法定的刑法因果关系”特指犯罪构成因果关系和犯罪既遂因果关系。
　　从法律规范角度研究刑法因果关系可以及早解决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的立法化问题，一旦刑法因果关系立法化问题得到解决，犯罪构成因果关系和犯罪既遂因果关系就有了明确的规格和标准，这将有助于司法人员准确地解决刑法因果关系的问题，可见，只有在法定的刑法因果关系问题得以解决后，事实的因果关系才容易得到解决。为此，我们研究的重心应放在法定的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上。

(节选自《刑法的辩护与批判》，欧锦雄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题目为摘录时增加。作者：欧锦雄，刑法学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