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作业避让暂行条例
农业部
渔业作业避让暂行条例
1983年9月20日，农业部
以前农业部制定的个别规章有完以“条例”名称的情况，这次编辑时仍按原规章名称收录，没有更正，特此说明。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条例适用于我国正在从事海上捕捞的船舶。
第二条 本条例以不违背《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以下简称《72规则》）为原则，从事各种捕捞作业的船舶除严格遵行《72规则》外，还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各条不妨碍有关主管机关制定的渔业法规的实行。
第四条 在解释和遵行本条例各条规定时，应适当考虑到当时渔场的特殊情况或其他原因，为避免发生网具纠缠、拖损或船舶发生碰撞的危险，而采取与本条例各条规定相背离的措施。
第五条 本条例各条不免除任何从事捕捞作业中的船舶或当事船长、船员、船舶所属单位对执行本条例各条的任何疏忽而产生的各种后果应负担的责任。
第六条 本条例除第六章能见度不良时的行动规则外，其他各章都为互见中的行动规则。
第七条 本条例所指的避让行动，包括避让船舶及其渔具。
第八条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牧渔业部。
第二章 通 则
第九条 拖网渔船应给下列渔船让路：
1．从事定置渔具捕捞的渔船；
2．漂流渔船；
3．围网渔船。
第十条 围网渔船和漂流渔船应避让从事定置渔具捕捞的渔船。
第十一条 各类渔船在放网过程中，后放网的船应避让先放网的船，并不得妨碍其正常作业。
第十二条 正常作业的渔船，应避让作业中发生故障的渔船。
第十三条 各类渔船在起、放渔具过程中，应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第十四条 在按本条例采取避让措施时，应与被让路渔船及其渔具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第十五条 在决定安全距离时，应充分考虑到下列因素：
1．船舶的操纵性能；
2．渔具尺度及其作业状况；
3．渔场的风、流、水深、障碍物及能见度等情况；
4．周围船舶的动态及其密集程度。
第十六条 任何船舶在经过起网中的围网渔船附近时，严禁触及网具或从起网船与带围船之间通过。
第十七条 让路船舶应距光诱渔船500米以外通过，并不得在该距离之内锚泊或其他有碍于该船光诱效果的行动。
第十八条 围网渔船在放网时，应不妨碍漂流渔船或拖网渔船的正常作业。
第十九条 漂流渔船在放出渔具时，应尽可能离开当时拖网渔船集中作业的渔场。
第二十条 从事定置渔具作业的渔船在放置渔具时，应不妨碍其他从事捕捞船舶的正常作业。
第三章 拖网渔船之间的避让责任和行动
第二十一条 追越渔船应给被追越渔船让路，并不得抢占被追越渔船网档的正前方而妨碍其作业。
第二十二条 机动拖网渔船应给非机动拖网渔船让路。
第二十三条 多对渔船在相对拖网作业相遇时，如一方或双方两侧都有同向平行拖网中的渔船，转向避让确有困难，双方应及时缩小网档或采取其他有效的措施，谨慎地从对方网档的外侧通过，直到双方的网具让清为止。
第二十四条 交叉相遇时：
1．应给本船右舷的另一方船让路；
2．当让路船不能按上款规定让路时，应预先用声号联系，以取得协调一致的避让行动；
3．如被让路船是对拖网船，被让路船应适当考虑到让路船的困难，尽量作到协同避让，必要时尽可能缩小网档，加速通过让路船网档的前方海区。
第二十五条 采取大角度转向的拖网中渔船，不得妨碍附近渔船的正常作业。
第二十六条 不得在拖网渔船的网档正前方放网、抛锚或有其他妨碍该渔船正常作业的行动。
第二十七条 多艘单拖网渔船在同向并列拖网中，两船间应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第二十八条 放网中渔船，应给拖网中或起网中的渔船让路。
第二十九条 拖网中渔船，应给起网中渔船让路。同时起网船，应给正在从事卡包（分吊）起鱼的渔船让路。
第三十条 准备起网的渔船，应在起网前10分钟显示起网信号，夜间应同时开亮甲板工作灯，以引起周围船舶的注意。
第四章 围网渔船之间的避让责任和行动
第三十一条 船组在灯诱鱼群时，后下灯的船组与先下灯的船组间的距离应不少于1000米。
第三十二条 围网渔船不得抢围他船用鱼群指示标（灯）所指示的、并准备围捕的鱼群。
第三十三条 在追捕同一的起水鱼群时，只要有一船已开始放网，他船不得有妨碍该放网船正常作业的行动。
第三十四条 围网渔船在起网过程中：
1．底纲已绞起的船应尽可能避让底纲未绞起的船；
2．同是底纲已绞起的船，有带围的船应避让无带围的船；
3．起（捞）鱼的船应避让正在绞（吊）网的船。
第三十五条 船组在灯诱时，“拖灯诱鱼”的船应避让“漂灯诱鱼”和“锚泊灯诱”的船。
第五章 漂流渔船之间的避让责任和行动
第三十六条 漂流渔船在放出渔具时应与同类船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并尽可能做到同向作业。
第三十七条 当双方的渔具有可能发生纠缠时，各应主动起网，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互相避开。
第六章 能见度不良时的行动规则
第三十八条 各类渔船在放网前应充分掌握周围船舶的动态，并结合气象与海况谨慎操作。
第三十九条 及时启用雷达，判断有无存在使本方或他方的船舶和渔具遭受损坏的危险，并采取合理的避让措施。
第四十条 拖网渔船在放网时，应采取安全航速。
第四十一条 拖网渔船在拖网中，应适当地缩小网档。
第四十二条 拖网渔船在拖网中发现与他船网档互相穿插时，应立即停车，同时发出声号一短一长二短声（·—··），通知对方立即停车，并采取有效措施，直到双方互不影响拖网作业时为止。
第四十三条 各类渔船除显示规定的号灯外，还可以开亮工作灯或探照灯。
第七章 号灯、号型和灯光信号
第四十四条 船组在起网过程中，当带围船拖带起网船时，应显示从事围网作业渔船的号灯、号型，当有他船临近时，可向拖缆方向照射探照灯。
第四十五条 围网渔船在拖带灯船或舢板进行探测、搜索或追捕鱼群的过程中，应显示拖带船的号灯、号型；当开始放网时，应显示捕鱼作业中所规定的号灯和号型。
第四十六条 灯诱中的围网渔船应按《72规则》显示捕鱼作业中的号灯。
第四十七条 下列船舶应显示在航船的号灯：
1．未拖带灯船的围网船在航测鱼群时；
2．对拖渔船中等待他船起网的另一艘船；
3．其他脱离渔具的漂流中的船舶。
第四十八条 停靠在围网渔船网圈旁或在围网渔船旁直接从网中起（捞）鱼的运输船舶，应显示围网渔船的号灯、号型。
第四十九条 运输船靠在拖网中的渔船时，应按《72规则》显示“操纵能力受到限制的船舶”的号灯、号型。
第五十条 围网渔船在夜间放网时：
1．网圈上应显示五只以上间距相等的白色闪光灯。
2．如不能按本条1款规定显示信号时，应采取一切可能措施，使网圈上有灯光或至少能表明该网圈的存在。
第五十一条 漂流渔船除显示《72规则》有关号灯、号型外，还应在渔具上显示下列信号：
日间：每隔不大于500米的间距，显示顶端有红色三角旗的标志一面；其远离船的一端，应垂直显示红色三角旗两面。
夜间：每隔不大于1000米的间距，显示白色灯一盏，在远离船的一端显示红色灯一盏。
上述灯光的视距应不少于0．5海里。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名词解释
1．“渔船”一词是指正在使用拖网、围网、灯诱、流刺网、延绳钓渔具和定置渔具进行捕捞作业的船舶（但不包括曳绳钓和手钓渔具捕鱼的船舶）。
2．“船组”一词是指由一艘围网渔船，一艘或一艘以上灯光船组成的一个生产单位。
3．“网档”一词是指两艘拖网渔船在平行同向拖曳同一渔具过程中，船舶之间的横距。
4．“带围船”一词是指拖带围网渔船的船舶。
5．“从事定置渔具捕捞的船舶”是指在破泊中设置渔具或正在起放定置渔具或系泊在定置渔具上等候潮水起网的船舶。
6．“漂流渔船”一词是指系带渔具随风流漂移而从事捕捞作业的船舶（包括流刺网、延绳钓渔船，但不包括手钓、曳绳钓渔船）。
7．“围网渔船”一词是指正在起、放围网或施放水下灯具或灯光诱集鱼群的船舶。
8．“拖网渔船”一词是指一艘或一艘以上从事拖网或正在起放拖网作业的船舶。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自1984年10月1日起施行。
刑事诉讼法学二十年
陈光中/郑旭
50年代后期开始的左倾思潮与“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惨遭践踏，法学之花凋零殆尽，刑事诉讼法制与刑事诉讼法学也不例外。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的战略决策，并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历史任务。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从此，我国的法制建设工作逐步展开，与之相适应，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工作也开始冲破“左”的思想束缚，迅速复苏和发展，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一、二十年的回顾
这二十年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大体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92年，即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以前。这一阶段可以说是刑事诉讼法学的复苏和初步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观念上拨乱反正并为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作理论上的准备。在“文革”期间，不少正确的刑事诉讼原则、制度，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律师辩护、上诉不加刑等等都被视为“资本主义黑货”、“右倾观点”而受到粗暴批判和彻底的否定，认为这些原则和制度与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者们冲破禁区，大胆探索，对这些原则和制度重新作了肯定性的论述和评论，并认为它们是衡量我国民主和法制健全程度的重要尺度，从而为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几个院校的刑事诉讼法学知名专家还直接参与了立法工作。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颁布，不仅为公安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提供了应当遵循的规范，同时也为刑事诉讼法学体系的形成提供了依据。
其次，编写刑诉法学教程，初步形成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体系。50年代，我国刑诉法学者曾经参考前苏联的刑诉教科书，尝试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但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冲击，一直未能正式出版刑诉法学教科书。刑事诉讼法的颁布，为出版我国自己的刑诉法教材创造了条件。张子培主编的司法部统编教材《刑事诉讼法教程》是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学教科书，该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刑事诉讼法为依据，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作了全面的阐述，对外国刑事诉讼制度也有所评介。此后，各院校陆续编写了自己的教材，但从体系上说都是大同小异，逐渐形成了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学体系。
第三，对刑事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一些理论问题展开专题探讨，把刑事诉讼法学进一步推向前进。在这一阶段，学者们纷纷发表文章、出版专著，对很多问题进行了探讨。实践问题包括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问题，辩护律师的性质问题，辩护人对被告人未被揭发的犯罪事实应否保守秘密的问题，被告人供述与辩解问题，特别是共同犯罪同案人口供能否作为定案的唯一根据的问题，免予起诉的存、废、改的问题，上诉不加刑的适用问题，等等。对刑事诉讼法学中某些具体的理论问题也展开了较深入的讨论，如关于刑事诉讼主体问题，刑事诉讼形式问题，基本原则的体系问题，刑事证据的概念、特征问题，无罪推定、自由心证是否适用于我国的问题，疑案如何处理的问题，以及如何对待外国刑事诉讼法制等。这一阶段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陈光中主编的《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陈一云主编的《证据学》，王以真主编的《外国刑事诉讼法学》等。
第四，成立了专业化的学术研究团体，为刑事诉讼法学的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1984年以来，全国性的诉讼法学学术团体中国法学公诉讼法研究会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诉讼法研究会相继成立。中国法学会诉讼法研究会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诉讼法年会，讨论诉讼法学的有关理论问题以及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的问题。诉讼法研究会及其举办的年会在推动诉讼法学的研究，促进学者间的学术交流，促进法学理论与立法、司法实践相结合，培养年轻的诉讼法学者等方面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第二阶段，从1992年十四大的召开到现在。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十五大为了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相适应，进一步提出依法治国的要求。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因此也进入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成果主要表现在：
第一，与立法修改相联系的研究。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开放的不断扩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到了日程上来。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学术界对如何修改刑事诉讼法积极进行了研究。围绕这个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学者们发表了大量文章并出版了一些专著，其中，对立法影响较大的是陈光中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及出版的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该修改建议稿与论证提出的重要立法建议大部分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采纳和吸收，主要有：吸纳无罪推定原则精神，明确规定疑罪从无；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加强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完善强制措施，废弃收容审查；改革审判方式；增设简易程序等等。立法对修改建议稿的吸收提供了法学理论研究为法制建设服务的一个典型实例。
1996年3月，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为了及时总结刑事诉讼法实施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1996年11月24日至25日，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主办了在京部分教授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专家针对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的一系列问题，例如管辖问题、律师和辩护人问题、强制措施问题、审查起诉问题、审查程序问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讨论，并形成了在京部分教授关于刑事诉讼实施问题的若干建议，送有关部门参考。与此同时，各地学者和司法实务专家也纷纷发表文章，探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实施问题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1998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就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学者、专家们的意见。
第二，刑事诉讼基本理论的研究。在这一阶段，刑事诉讼法学界的研究成果突出表现在一些年轻学者通过博士论文和专著的出版，对刑事诉讼法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刑事诉讼结构、目的、价值、程序公正等，进行了有一定深度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成就。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李心鉴的《刑事诉讼构造论》、宋英辉的《刑事诉讼目的论》、左卫民的《价值与结构—刑事程序的双重分析》、陈瑞华的《刑事审判原理论》等。这些著作有的论证了刑事诉讼法学的目的应当是追究犯罪与保护人权相结合，有的指出刑事诉讼的合理结构是控辩平等，裁者居于客观立场，中国应吸收当事人主义合理因素。有的认为，刑事诉讼的价值不外乎自由与安全，或认为价值应包含公正、秩序、效益等，有的则对审判的原理作了较深入的探究。这些著作不仅使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研究开拓视野，大放异彩，对立法、司法实践也无疑有所影响。
第三，对外国和台、港、澳刑事诉讼法的研究。在这一阶段，学术界结合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非常重视对外国刑事诉讼法的研究，以期从外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吸收和借鉴成功做法和有益经验。这方面的显著成果是组织翻译出版了当代有代表性的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其中意大利、德国、法国、美国的刑事诉讼法典或规则已经出版。研究外国刑事诉讼法的专著和教科书比较优秀的有孙长勇的《日本刑事诉讼法导论》，程味秋主编的《外国刑事诉讼法概论》等。在此期间，刑事诉讼法学者大批赴外国和台、港、澳地区进行考察和参加学术会议，还邀请外国的刑事诉讼法学者来华讲授外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如美国、德国、加拿大都有学者多次来我国讲学。另外，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主办了两次北京刑事诉讼法学国际研讨会，与会境外代表来自加拿大、美国等十余个国家和台、港、澳地区。会议对加强中国与国际社会在刑事法学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国刑事司法制度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二十一世纪的展望
21世纪的中国，改革开放将继续深入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进一步发展，依法治国的方略将大力实施。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刑事诉讼法学”的主旋律下，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将更加广阔、深入，走向新的繁荣、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学界近期应当着重研究以下问题：
（一）研究从刑事诉讼方面推进司法改革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要求“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他还指出：“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有领导地加快司法改革的步伐，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司法体制。”（注：江泽民总书记在1997年12月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1997年12月25日《法制日报》。）本世纪以来，已经进行了两次司法改革，第一次发生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清末，通过学习西方创建了中国的近代法制；第二次发生在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解放初期，在摧毁旧法制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现在将要进行的司法改革则是为了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需要。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成功修改就是一次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改革。目前，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中遇到一些问题，1998年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解决了其中的一些主要问题，但仍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研究，如管辖问题、强制措施问题、证明要求问题、辩护律师的阅卷问题、证人出庭问题等等。而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进一步进行司法改革。
刑事诉讼法学界在这次司法改革中应当积极制造舆论，献计献策。我们认为，这次司法改革的目标总的来说是进一步实现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对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和重要标志，如果司法公正不能实现，社会公正就无从谈起。为了实现司法公正，必须从制度上予以保障。比较重要的措施有：一是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二是公开审判；三是加强陪审制度；四是加强法律监督。其中，我们应当特别关注司法独立。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完全是司法本身职能的特殊性以及运作的特殊规律所决定的。要正确司法，维护法律的尊严，就必须给司法机关（或法官）以独立、依法裁决案件的权利。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政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6页。）马克思虽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提出这个论断，但其精神在今天仍然是适用的。要做到司法独立，需要我们在许多方面进行改革，如改变对司法机关的人权、财权的控制体制，改革法官、检察官的遴选制度等等。这些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但我们首先应当确定改革的目标，然后再逐步予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