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监督办法
山东省泰安市人民政府
政府令【第105号】泰安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监督办法
《泰安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监督办法》已经市政府批准，现予发布施行。
市 长 二ＯＯ六年二月十日
泰安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监督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审计监督，规范投资行为，保障建设资金运用合法有效，提高投资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应当按规定接受审计机关的审计监督。
单位内部审计机构及社会组织对建设项目的审计，不能替代国家审计机关的审计监督。
第三条 市、县（市、区）审计机关是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的行政主管机关，其所属的政府投资审计机构负责具体审计工作。
政府投资所涉及的部门和单位应支持配合审计机关做好建设项目审计工作。
第四条 审计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进行建设项目审计，应当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廉洁奉公，保守秘密。
第五条 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实行决算审计制度，审计完成后方可结清工程全部资金，以审计结果作为工程结算、竣工决算和办理资产移交的依据。项目法人或建设单位在签订相关合同时，必须约定以审计机关的审计结论为决算依据。
未经审计机关竣工决算审计的建设项目，不得办理工程价款总结算和进行资产移交。
第六条 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专项支出预算。
第二章 审计范围与方式
第七条 政府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凡全部或部分（占项目投资额50%及以上）使用财政性资金的新建、改建、扩建各类建设项目，必须由审计机关进行审计。财政性资金主要包括：
（一）预算内资金、预算外资金、政府设立的专项资金；
（二）政府统一借贷资金、国债资金、担保贷款等政府融资；
（三）国有资产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包括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投资额较大的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以政府或部门为投资主体的建设项目；
（四）外国政府、国际金融组织和社会捐（援）助或赠送款用于公共、公益性建设项目建设的资金。
第八条 本办法所称建设项目，主要是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社会公益性建设项目，交通、能源、水利、农业、林业、环保建设项目，土地开发项目以及其他建设项目（包括建设项目的拆迁、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设施设备和网络安装、装饰装修、绿化以及材料等）。
第九条 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或项目法人以及与工程项目直接有关的单位为被审计单位。
建设项目主管部门、被审计单位应积极支持配合审计机关的审计工作，及时、准确、全面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不得拒绝、阻碍审计人员依法履行职责。
第十条 承接建设项目的拆迁、勘察、设计、施工、监理、采购、供货等单位，与建设项目直接有关的财务收支，应当按规定接受审计监督，并且不受审计行政区域管辖范围的限制。
第十一条 建设项目按照财政隶属关系或者国有资产管理关系确定审计机关：
（一）省级及以上直接投资的建设项目，按有关规定由省审计机关或其授权的审计机关负责项目审计；
（二）市级或上下级配套投资的建设项目，由市审计机关负责项目审计，市审计机关可以将部分上下级配套投资的建设项目指派县（市、区）审计机关进行审计；
（三）县级及其以下财政性资金投资的建设项目，由县（市、区）审计机关负责项目审计。
市级财政性资金不足50%的建设项目，由其所在县（市、区）审计机关负责进行审计，审计结果应报市审计机关备案。
第十二条 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由审计机关政府投资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原则上不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实施审计，政府投资审计机构可根据工作需要聘请具有特殊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员参与。
未列入年度审计计划的建设项目，确需委托审计的，审计机关应编制方案经同级政府批准后，会同财政部门、主管部门或工程组织指挥机构通过招投标择优选择审计中介机构，由审计机关与中介机构签订委托协议，审计结果报市审计机关批准后方可作为决算依据。
主管部门、建设单位或项目法人自行委托中介机构进行建设项目审计的，其审计结果一律不得作为决算依据。
第三章 审计程序
第十三条 审计机关应当根据同级政府投资计划和上级审计机关的要求，编制年度审计项目计划，将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年度重点建设项目、重要领域建设项目等确定为年度审计工作重点。
列入年度审计计划的重点审计项目，主管部门、建设单位或项目法人应将项目审批手续和建设进展情况，及时告知审计机关。
第十四条 审计机关应根据审计计划确定的审计事项组成审计组，并应当在实施审计三日前，向建设单位或项目法人送达审计通知书，同时告知项目主管部门。
对重点审计项目，审计机关应参与立项、评估、招投标、工程决策等过程，提前介入，跟踪审计，及时出具审计意见。
第十五条 审计人员应按照审计法律法规和准则规定，通过审查建设项目工程资料、财务会计资料以及其他资料等进行审计，并取得证明材料。
第十六条 审计组对建设项目实施审计后，审计报告应当征求建设项目主管部门、建设单位或项目法人的意见，有异议的应当自接到审计报告之日起十日内，将书面意见报审计组或者政府投资审计机构。
第十七条 审计报告经政府投资审计机构审查后，报审计机关审定，对审计的建设项目作出评价，依法应当处理、处罚的，作出审计决定书或者审计移送处理书。
审计机关应将审计处理情况向政府报告，提出审计意见和建议，经政府同意后，可以将社会关注的重大建设项目的审计结果向社会公示。
第十八条 审计机关依法作出的审计决定书，被审计单位以及建设、施工和其他与建设项目相关的单位应当认真执行，并将落实情况书面报审计机关。
第四章 审计内容
第十九条 审计机关应当对建设项目准备阶段、总预算或概算的执行情况、年度预算的执行情况和年度决算、项目竣工决算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投资效益等，进行审计监督。
第二十条 建设项目准备阶段审计的主要内容是：
（一）建设程序的执行和项目管理情况；
（二）建设资金筹集、来源和到位情况；
（三）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补偿资金及补偿政策执行情况；
（四）项目法人负责制、招标投标制、合同制和工程监理制等制度的执行落实情况。
第二十一条 建设项目概（预）算执行情况审计的主要内容：
（一）工程概（预）算编制及计划审批、执行和调整情况；
（二）项目招标投标以及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在工程实施中的有效性情况；
（三）建设项目各类经济合同签订、履行情况；
（四）建设项目资金到位、管理和使用情况；
（五）财务收支真实性情况；
（六）工程进度、工程结算及投资控制管理情况；
（七）建设项目所需设备、材料的采购及管理情况；
（八）有关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健全和落实执行情况；
（九）需要审计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二条 建设项目竣工决算审计的主要内容是：
(一) 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至第(八)项有关规定的内容；
(二) 对工程竣工决算书、竣工财务决算书以及工程造价和完成总投资额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计；
(三) 对建设项目概况表、竣工财务决算表、交付使用资产总表、交付使用资产明细表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审计；
(四) 对建设项目的建筑安装工程核算、设备投资核算、待摊投资和其他投资核算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计；
(五) 对固定资产的清理、登记、移交和处置情况进行审计；
(六) 对债权债务、资金结余、分配、上缴和留成使用的情况进行审计；
(七) 对建设项目尾工程内容、工程量和资金预留及库存材料、设备以及其他剩余物资的实际情况和成本进行审计；
(八) 对建设项目效益和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进行评审；
(九) 需要审计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三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初步验收结束后六十日内将竣工决算编制完毕，并向审计机关申请实施竣工决算审计。具备竣工决算审计条件的建设项目，审计机关应及时安排竣工决算审计，并按照审计规范程序和时限要求实施审计。
第五章 责任追究
第二十四条 被审计单位拒绝、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资料或者拒绝、阻碍检查的，审计机关责令其改正，给予通报批评或者警告；拒不改正的，依法处五万元以下罚款。
被审计单位在建设项目中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审计机关依法予以处理、处罚；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被审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审计机关应当作出审计移送处理书，建议有关部门予以调查和处理：
（一）违反规划、土地、招投标管理、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的；
（二）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不具备相应资质在建设项目中承揽工程的；
（三）因决策、规划、设计、施工、监理等原因造成投资失误、国家和人民财产遭受损失浪费的；
（四）未有效实施工程质量管理的；
（五）其他由有关部门处理的违法行为。
第二十六条 社会审计机构在建设项目审计中弄虚作假或违反国家规定，给委托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审计机关终止其审计业务招投标资格，有违法所得的，依法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有关部门依法作出停业整顿或者予以撤销的决定。
第二十七条 审计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审计机关或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政府投资其他项目的审计参照本办法执行，市审计机关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具体执行中的问题，按泰政办发〔1993〕78号文《关于市政府行政性规章解释权限和程序问题的通知》规定进行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2006 年2月10日起施行。
广义趋同论——从《民法典草案》的人格看经济法与民法的合一
（清华大学法学院 胡颖廉 北京 100084）
摘要：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1，近代民法确实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然而，“契约精神”所导致的现代社会之诸多弊端都在预示着另一次同样进步的运动——从身份到契约，即从“抽象人格”到“具体人格”，经济法的产生便是其序曲和前奏。立足二十一世纪的起点，试图领导世界潮流的《中国民法典（草案）》的条文和其体现的精神似乎也在摒弃经典的“理性人”概念：诚实信用，社会化所有权，强制缔约，无过错责任……。基于以上思考，笔者认为，民法和经济法是不是正在趋于同一化呢？
关键词：民法典 人格 趋同论 经济法 民法
目次：
引言
一、人格：从身份到契约——近代民法的趋势
二、人格：从契约到身份——经济法的产生
三、《民法典》——介乎公法与私法？
1 侵权行为法——严格责任主义和社会责任主义
2 合同法——缔约自由的限制
3 诚实信用——人格的区分对待
结语：民法与经济法的整合
引言
民法典，人格，趋同论。三者如何联系起来，有必要先作一个解释。
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全国人大法工委将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典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提请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由此，在国内延续了近五十年的“民法法典化”运动进入了最后的实质性立法程序。
对于法工委的这份《草案》，学界反映不一，但主流观点是褒奖有嘉2。媒体上也常以"公民权利宣言书"、“社会生活的圣经"等对此进行评价。纵观《草案》的体例，我们可以发现它有如下几个特点：人格权独立成编；合同、侵权责任独立而债法总则不独立；知识产权暂不纳入民法典及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仍然保留在民法典中3。以上的每一点都是法学界，尤其是民法学界多年来理论研究的现实化，体现了较高的立法技术。而本文的基点和发散点则是其中的“人格”。
何谓“趋同”？如果从字面上理解，似乎是体现了一种过程，包含着殊途同归的意味。“趋同”在真正意义上开始具有学术价值，则要归功于近现代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正是他们提出了著名的“趋同论”。在六十年代的现代化理论派看来，所有的、或者说几乎所有的社会都在工业化的驱动下以不同的速度迈向同一终极（现代性），换言之，趋同是现代经济的要求。其表现形式有经济工业化、社会专业化、中产阶级扩大和政治民主化4。
我们暂且不去评析“趋同论”学说本身的合理性5，只是想借用它分析事物的方法——从对立中寻求统一、从对立走向统一，并通过对法律所共同关注的问题——人格的分析，尤其是通过对《民法典》起草思路的辨析，来探求民法和经济法在当代的发展趋势。
一、人格：从身份到契约——近代民法的趋势
人格，对于这个概念的论述和纷争，正如我们所知的，已经颇具规模了。事实上，在近现代民法传入中国之前，欧陆，尤其是德国的自然法学派和历史法学派学者们早已进行过旷古持久的对垒了。最终以理性人概念（或称经济人）于十九世纪屹立于各国民法之林而告一段落。
人格问题自古有之，而关于人格问题的学术争论则肇始于古希腊。在古希腊，人格是由财产的有无和多寡决定的。财产古老而深刻的意义乃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条件，失去财产便意味着失去了做人的资格，如果一个人碰巧失却了它的居所这一最重要的财产，它也就几乎自动地失去它的公民身份，甚至失去了法律的保护6。所谓平等的人格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尽管学者对此多存不满，然而，正如莱昂·狄冀所说：事实就是事实。
到了罗马共和国时代，情况起初似乎没有好转。万民法所赖以确立的假想之一便是“人是有区别的”，不管现实中的具体差异何在，法律以强制的形式先天般地为每个人确定了实现追求自己利益的机会和地位。在那里，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订立契约；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私产；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为某种特定身份的主体……一切在被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思想深深感化了现代人看来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以致千年后，当历史法学派的学者们谈起这一时期的罗马法时，自然法学家要反应得如此得不自在了。
而罗马私法7之所以成为“商品生产者社会第一个世界性的法律”，就是因为它对简单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质的法律关系所作的无比明确的规定，并以此作为基础。其中之一便是确立了抽象的人格概念和人格平等原则。在当时的罗马城邦国家中，市民是相对公民而言的。作为市民，他属于自己，是一个私人，谋求个体的利益；作为公民，他身不由己，属于国家，甚至“必要时牺牲自己的利益去维护公益”8。市民为实现私人利益，而在相互交往中形成的组织和制度的总和便构成了市民社会9。市民社会便是民法产生的社会基础。
罗马帝国的衰弱和中世纪专制主义的形成，民法失去了藉以生存的土壤。整个中世纪的历史是一部宗教神学对欧洲的黑暗统治史。一切异端被残酷杀戮，身份的不平等被作为法律，更确切地说，是被作为神的意旨所确立，从而人的尊严全无。知晓这段历史的后人当然对此深恶痛绝。
而到了这个时代的后期，世俗的权威假借宗教的外衣开始萌芽，神学的裂痕，哪怕是一点点，也足以慰藉世人。尤其是十五、十六世纪，随着商业贸易的发达，地中海一带的商人阶层地位日显，并通过基尔特（guild）形成了独立于统治者意志的自身内部习惯，以及后来的习惯法（我们一般称之为古代商人法）。在这类颇为原始的交易规则中，闪耀着近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平等。无论是主体资格的平等还是机会的均等，都使得商人阶层的良性的运行机制不断发展壮大。但商品经济的局部繁荣所带来的受益者总是有限的，是产业革命的大潮才将整个社会推向“平坦的沙滩”。耶稣基督诞生后的第1776个年头，似乎是注定的不平凡，标志着工业革命的改良蒸气机和一部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巨著几乎在同一时刻出现。这便是英国人亚当·斯密所著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又称《国富论》）。斯密以缜密的逻辑和理性哲学思维为人们设计了一个精打细算，凡事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且永远也不会犯错误的“经济人”——“当人要想获得他所爱好的东西时，他也是把具有足够诱力的东西摆在别人面前，从而打动他们的利己观念。可使用以下的话来说明这个心理：‘给我所想要的东西，你就也可获得你所想要的东西。’人想望任何东西时，不是像狗一样，把希望寄托在他人的善心，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他人的利己主义10。”因此，基于利己主义的考虑，每一个具有理性的人在与他人交往时都会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利益11，他（经济人）是如此完美却又可以用来标尺每一个个别的人（至少在斯密看来是如此），以致后世同样以经济人概念作为逻辑框架基点的《德国民法典》被人们称为是一部不适合普通人的纯市民阶层的民法典。但无论怎样，高标准的平等观念还是强加给每一个人。
我们不能苛求前人，我们也不能否定历史，“存在即合理”是很有些道理的。尽管在现代人看来“理性人”的假设不仅会抹煞每个自然人的个性，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对相当部分人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确实由于天生而不可能达到理性人的标准”，但是，基于“自利”、“理性行为”和“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证，‘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识地、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三个基本命题的经济人假说，在冲破封建囹圄的斗争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和作用是。
通过工业革命所确立的市场经济体制,为交易的自由进行提供了经济基础；代议制民主政体的建立为契约自由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人文主义的哲学思想、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和古典自然法学说为契约自由提供了理论基础，契约自由在西方得以确立12。它作为私法自治的核心内容,包括缔约自由、选择契约相对人自由、确定契约内容自由和缔约方式自由四个方面。各国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程度地在法律中确立了契约自由原则。比如法国民法典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个人社会与国家相分离：中世纪的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组织，行会、城邦，而现在组织被打破了，个人与国家之间不应该有，事实上也不再具有中间层次，于是个人主义在民法典中得以彰显——个人可以与其他个人创立法律关系，这个法律关系便是他们之间的法锁——也就是契约。这就使得人们摆脱了身份的限制,自由地参与市场竞争。
既然每个个体都被假设成了理性人，既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交易，那么他们就不应该有差别，至少不应该有太大的差别，于是就产生了抽象的人格概念。在抽象人格中，每个人的人格是平等的，而且是不考虑个人之间具体能力的差异。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所有权绝对：法律关注人与人之间财货的多寡，经济地位的高低，经营能力的差异，只要是个人在法律所允许的框架内努力追求而来的利益都受国家保护。上述运动的整体归结为一句话，那便是“从身份到契约”。
二、人格：从契约到身份——经济法的产生
正如我在上文中所论述的，整个近代的民法基本上是按照抽象人格、契约自由的模式设置的。渐渐地，这种情况就导致了一个问题。通过契约自由，人们获得了财富，但是人们之间的起点是不一样，换句话说，他们的机会实质上是不平等的，由此而导致的个人之间差异越来越大，慢慢有了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区分。而当这种差异越来越大的时候，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却越来越小，这便产生了社会动荡问题，以至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
产业和资本的集中产生了垄断（monopoly），这无需我们去论证。在这里也不必过于技术性地界定垄断及其相关概念的含义，我们只需清楚在这样的社会中财产的多寡之别已经使“两颗在同心圆上公转的行星中急剧膨胀的一颗成为大行星，而另一颗只能作为它的卫星了。”这一转变显然不是纯粹量化意义上的，寡头们凭借自己手中掌握的财富，在神圣而合法的外衣下，签订企业间垄断协议，制定格式合同，规定免责条款，弱小的消费者一旦购买了他们的产品，就像踏入了通往绿洲的沙漠——能找到绿洲固然是皆大欢喜，但路上可能发生的一切风险却都要由自己来承担。
十七、十八世纪的“物理学帝国主义”催化了理性主义的产生，自然法学派所推崇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观念深深扎根于人们心中并成为时尚。然而，这一理念的极端践行却在事实上限制了人之平等、交易之自由，俨然有自掘坟墓之嫌13。于是，法学家们不得不又一次向理论体系藉以建立的人格伸出援助之手。
我在前文中已经表达出这样一个信息，近代民法是以人格之绝对平等为基础的，这即使在今天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问题是，平等是否包含了“健全”？换句话说，健全的人格与平等的人格之间尚存有多少差距14？这是问题的关键，也是难点。依传统，权利能力（即人格）体现了人的生存价值，由于价值本身的无等级性和非量化性，权利能力也就顺理成章地平等了，但事实却是由平等推导出了不平等。可见，单纯的权利能力本身对解决这个问题是毫无帮助的，至少是帮助不大的，那就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考察。揭开一些表象，我们看到交易地位差距的背后是金钱的差距。金钱，这一人类藉以生存的重要资料，它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致于像一块磁力极强的磁铁一般将人格的航船吸离了平等的航道，人的机会不平等了，从而也就失去了人之为人最为基础的凭藉。
被法律所拟制的具有平等人格的主体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以平行的航道向共同的利益目标前行，尽管他们的运动速率可能是不一样的，或者说必然是不一样的，但在预设前提上，在他们所要经历的航程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然而财富的积累，使得某些主体的“质量”剧增，物体间万有引力的作用将他身边的其他主体拉离了航道，从而通往目标利益的途径本身变得不再平等了。这个不平等是先天的，而非主体自身能力所及的。此时，强势主体于弱者之间的任何交易关系都可能或者必然是游离于法律的边缘——却往往不会违反法律，如果全社会的关系皆是如此，那么整个社会的交易秩序就会变得极其不稳定——总是有某些人处于强势，同时有另一些人处于劣势，强者必定不会是多数，弱者则必然不在少数。这对于一个市场国家来说无疑意味着毁灭。于是，政府的角色需要转变。但由于长期的“夜警”形象，使得政府没有能力在短时期内承担起这个责任；同时，科层制的运作方式也和市民社会的传统格格不入；更为重要的是，代议制已经是间接的民主，和议会又隔了一层干系的政府往往只能代表一个阶级、阶层抑或集团的利益（尽管它表面上不这么说），而市场需要的是社会利益的忠实代表。因而，人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了国家——这个在传统观点看来是与市民社会极其对立的框架。
国家代表人们掌握最高的权力，最高的权力就是最高的意旨，最高的意旨就是宪法和法律，因此，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立法，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立什么样的法。要解决这个问题显然不是民商法所能涉猎。即使事实确是如此，也只能说是立法者的失误。那么传统意义上的行政法可以吗15？似乎也不可以。行政法对于市场的规制常常浮于事物的表象，它更多的是一种外部的制约；而这里要解决的是经济规律本身，是一种内部的引导16。同时，严格奉行“法律保留”理念的行政法不可能无端将其规制领域扩充，因此，立法不得不采用一种新的形式。
美国国会于1890年通过的《保护贸易和商业不受非法限制和垄断侵害法案》，被认为是现代反垄断法之母，这表明美国政府已不惜采取国家干预来纠正自由放任之流弊，“认识到无论是普通法还是州的立法，均不足以制止强大的托拉斯滥用经济力量的行为17”，这便是经济法的诞生。而后，在德18、日19、苏俄20等国家相继产生了类似性质的法律，尽管其中的具体原因不同，却大多是以极端手段进行利益调整，而其背后的根源是“人类在私有制登峰造极之后向社会化的回归21”。
正如前文所论及的，经济法本身及其所产生的法律关系并不突显或不注重突显政府的地位，这也是其与行政法的区别所在。在行政法中，政府位置于前台；而在经济法中，表现更加直接的是国家。在这里，政府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似乎还没有结束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实质不平等人格的利益径路在经济法的作用下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在这里，和强势主体所产生的那个“万有引力”相反的力所表示的便是一个经济法的形象的作用力，它将异化了的人格重新拉回原来的航道。如此看来，现代法上所依旧宣扬的人格的平等，和其最初意义是有偏离的，它在结果上是人为的而非天赋的。那么传统理论是否也应作一些改变呢？这是当然的。我在上文中已经介绍了斯密“经济人”的观点以及“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这里不妨将该理论的提出全然视为历史的产物。历史的演进已经使得这些理论几乎丧失了所有的现实基础。这便是具体人格的登场。于是，一场“从契约到身份”的革命开始了。
三、《民法典》——介乎公法与私法？
现代法发展的趋势之一是公法和私法的融合22，即公法中掺入私的因素，私法中具有公权力特征。其中尤为显著的是行政法和商法。在民商合一体例下的中国，在《民法典》将立的中国，我们是否也看到了这方面的影子呢？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法调节的局限性导致社会经济生活出现了“法律空白状态23”，为了满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调节的现实要求，“法律空白状态”必须填补。填补这个空白的手段，要适应现实社会调节要求的种类、程度，采用最接近的市民法的形式的各种方法。于是，民法自身作了相应的修正。
诚实信用——人格的区分对待
诚实信用原则俨然是当代民法的“帝王法则”，遗憾的是《民法通则》没有将它完整地表达出来，在《草案》中，我们看到了有关它的直接表述——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24。
诚实信用原则的实质是对自由的限制——限制自由是为了更加自由。它的核心是赋予权利公共性，确立了权利滥用禁止原则。认为权利行使也必须有界限，超出一定界限即为非法。民法因立足于私人经济生活而以个体为本位，即以社会有机体基本构成单位的个体作为它的出发点和归宿，以分别存在的个体作为支架而建立体系。民法一旦淡化乃至放弃其个体本位的传统与精神，就会出现民法的大革命，民法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民法。在社会化的冲击下，民法的个人本位虽作了一些修正，或称为个人本位的社会化，但并未改变其个人本位的属性25。然而，尽管现代民法在本质上仍然是从个人立场出发，仍然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点，但它对于社会利益的保护似乎已不再是消极的，诚实信用原则的提出和强化要求人们不仅不能违反公共利益、社会秩序和善良风俗，更在于号召、鼓励人们积极地去维护它们，或者说，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