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
重庆市人民政府
渝府令第120号
《重庆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已经2001年10月26日市人民政府第9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 长
二○○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重庆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了奖励在本市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调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本市科学技术进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人民政府设立重庆市科学技术奖。
重庆市科学技术奖包括科技突出贡献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等5个类别。
市人民政府所属部门不再设立科学技术奖。
第三条 重庆市科学技术奖授予在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本市个人和组织及在促进本市科技进步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其他个人和组织。
属于国防和国家安全的项目除外。
第四条 重庆市科学技术奖励贯彻鼓励自主创新，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加速科教兴渝的方针。
第五条 重庆市科学技术奖的推荐、评审、授予实行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不受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的非法干涉。
第六条 重庆市科学技术奖是本市授予个人或者组织的荣誉，授奖证书不作为确定科学技术成果权属的依据。
第七条 市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负责重庆市科学技术奖评审的组织和管理工作。
第八条 市人民政府设立市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负责重庆市科学技术奖的评审工作。
市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的组成人选由市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提出，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九条 鼓励社会力量在本市设立面向社会的科学技术奖。
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应依照国家规定在市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
社会力量经登记设立的面向社会的科学技术奖，在奖励活动中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十条 重庆市科技突出贡献奖授予下列人员：
（一）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卓有建树的科技人员；
（二）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为本市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科技人员和管理决策人。
第十一条 重庆市自然科学奖授予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做出重要科学发现的个人。
前款所称重要科学发现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前人尚未发现或者尚未阐明；
（二）具有重要科学价值；
（三）得到国内外自然科学界公认。
第十二条 重庆市技术发明奖授予在运用科学技术知识产品、工艺、材料及其系统等做出重要技术发明的个人。
前款所称重要技术发明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前人尚未发明或者尚未公开；
（二）具有先进性和创造性；
（三）经实施，创造显著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
第十三条 重庆市科技进步奖授予在推广应用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完成重大科学技术工程、计划、项目等方面，做出下列贡献的个人、组织：
（一）在实施技术开发项目中，完成重大科技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创造显著经济效益的；
（二）在实施社会公益项目中，长期从事科学技术基础性工作和社会公益性科学技术事业，经过实践检验，创造显著社会效益的；
（三）在推广实施已有科技成果中，做出技术创新或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四）在实施重大工程项目中，保障工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或国内领先水平的；
（五）在决策科学化、管理现代化等软科学研究项目中，研究的结论被使用部门采纳，并用于决策和管理实践成效显著的。
第十四条 重庆市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授予对我市科学技术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人或者外国组织。
第十五条 重庆市科技突出贡献奖和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不分等级，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分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重庆市科学技术奖每年评审一次。评审程序包括推荐、审查、评议、批准等过程。
重庆市科学技术奖项目总数不超过100项，其中科技突出贡献奖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2名。
第十六条 重庆市科学技术奖候选人或组织由下列单位和个人推荐：
（一）各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
（二）市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
（三）符合市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规定资格条件的其他单位和科学技术专家。
第十七条 推荐单位和个人在推荐重庆市科学技术奖时应当填写统一格式的推荐书，提供真实、可靠的评价材料和证明材料，并提出奖励类别、等级的建议。
第十八条 市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接到推荐材料后进行形式审查，对符合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提交市科技奖励评审委员会。
第十九条 市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会根据重庆市科学技术奖评审规则对奖励候选人或组织进行评议，并向市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提出获奖名单、奖励类别和等级的建议。
市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根据市科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会的建议，作出获奖名单、奖励类别和等级的决议。
重庆市科学技术奖评审规则由市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规定。
第二十条 市科技奖励委员会对作出的决议应进行公告，公告后30日内无异议的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一条 每年度评审工作结束后，市人民政府举行市科学技术奖颁奖仪式，颁发证书、奖金、奖牌。
重庆市科学突出贡献奖报请市长签署并颁发证书和奖金；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由市人民政府颁发证书和奖金；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报请市长签署并颁发证书和奖牌。
第二十二条 重庆市科技突出贡献奖是市人民政府设立的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数额由市人民政府规定。
重庆市科学技术奖其它类别的奖金数额由市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规定。
重庆市科学技术奖的奖励经费由市财政列支。
第二十三条 剽窃、侵夺他人的发明或者其它科学技术成果的，或者以不正当手段骗取重庆市科学技术奖的，由市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报市政府批准后撤销奖励，追回奖金，并予公告。
第二十四条 推荐的单位和个人提供虚假数据、材料，协助他人骗取科学技术奖的，由市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暂停或取消其推荐资格；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五条 社会力量未经登记，擅自设立面向社会的科学技术奖的，社会力量经登记设立面向社会的科学技术奖，在科学技术奖励活动中收取费用的，由市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没收所收取的费用，可以并处所收取的费用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登记。
第二十六条 参与重庆市科学技术奖评审活动和有关工作的人员在评审活动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七条 获得重庆市科学技术奖励的获奖人或组织，符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件的，由市人民政府推荐。
第二十八条 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可以设立一项科学技术奖。具体办法由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规定，报市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由规范到思维：商法学研究的转向及其对商事审判的意义
——中国商法学研究会2013年年会述评
2013年10月12日至13日，中国商法学研究会年会在湖南长沙召开。此次年会的主题是法治国家建设中的商法思维与商法实践，围绕商法思维与商法理论体系构建、商法思维与商事立法、商法思维与商事裁判、商法思维与商事法律解释四个议题进行研讨。本文拟就会议研讨情况作简要介绍，并据此就商事审判与商法思维的关系问题作粗浅探讨。
一、关于商法思维的讨论
1.为什么要提出商法思维
中国商法学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王保树教授认为，我国虽然有商法，但对商法思维的研究和重视不够，主要体现为以民法思维认识商法问题较多，对商法思维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不够。中国人民大学叶林教授认为，商法思维由法院在商事审判实践中首先提出，并成为商事审判的重要指引，学界有进一步加强商法思维的研究，并用以指导商事立法、商法学研究的必要。复旦大学胡鸿高教授则认为，提出商法思维，既有历史原因，即商法的法典化程度不高，需要进行法典解读；也有现实原因，如政治上官本位、经济上不公平竞争、社会文化上的重农抑商等。南京大学范建教授认为，商法思维有利于解决我国当前的实践问题，即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的不独立和竞争的不公平问题；商事思维有利于解决企业的财产独立与人格独立，解决外力、公权力干预过多，缺乏平等的市场竞争问题。
2.关于商事思维的界定
王保树教授认为，商法思维主要是指商法领域的法律职业者（或法律人），包括商事立法者、法官、仲裁员、检察官、教授、律师的特定从业思维方式，是法律职业者在从事商法职业的决策过程中按照商法的逻辑，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主要包括关注商人和商事交易的特殊性、尊重商人的营业自由、促进交易、方便交易、注意外观主义的适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企业的促成与企业的维持等。范建教授将商法思维的界定落脚于商事思维上，认为商事思维是运用商事思想处理商事活动的方法，是商事原则的思维出发点和归宿点。商事思维的核心是效益与安全，在立法上，既体现为对商事单行法的指引，也是未来制定《商事通则》的指引；在司法上，体现为尊重商人的自治、促进交易的实现、凸显表示主义的重要意义；在商事活动上，体现为促进商人守法经营和创新，规避社会风险。台湾大学王文宇教授提出“商法新思维”的概念，他认为，应当以商事合同作为建构商法新思维的起点，在商法缺乏明文规定时，法院固然可以考虑援用民法的规定，但如援用的结果与实际要求相违背，则应该回归商法的基本原则与法理，不拘泥于民法的规定；应充分尊重交易背后的经济逻辑与商业考虑，从合同解释的角度解决商事立法空白的问题。
3.关于商法思维的内涵
有学者认为，商法思维包括两个层次：一是私法思维，与公法思维相对应；二是特别法思维，即从商事交易、商事习惯，从商法的价值取向、理论体系出发认识商法问题，不应套用民法规范。商法思维在追求安全、效率的价值理念上决定了其与民法思维的差异。民法有关有体物和无体物的划分已经不能适用商法，特别是金融法发展的实际，传统的民法思维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生活中的物权关系、财产关系的需要，无法解决现实生活实际。有学者则就商法思维和商人思维作出了进一步区分，认为商人思维是追求营利，商法思维的特点是效率、安全和公平，商法对商人行为的规制应放在安全上。商事思维是指营业的自由、效率，商法思维要确立商人的严格责任和商人的自我责任。在立法上，由前置审批转变为事后责任。商法体系的建设，应该淡化逻辑色彩，注重实用主义。商法研究的创新要注重实证研究，借鉴与经济学的交叉研究，而不限于逻辑演绎。有学者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提出商法思维不仅包括法律思维，还包括经济学的思维、市场经济的思维。有学者从部门法的角度，强调商法思维与刑法思维、经济法思维的差异性；还有的学者对商法思维进一步细分，提出公司法思维、票据法思维、保险法思维、海商法思维等。多数学者则是从商法思维与民法思维的差异性来认识商事思维的内涵与特点，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商法学者不应过分强调商法思维的特殊性，商法思维与民法思维在基本原理上是相同的，所以商法思维只是基于商法裁判的思维，只在商事裁判中才有特殊性，其他应服从于共性。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商法思维与民法思维的差异是度的问题，还是质的问题。
4.关于商事思维的实践运用
北京大学刘凯湘教授着眼于商法思维的实现途径，认为商法思维的核心是怎样通过立法、商事审判、司法解释解决商事纠纷，影响和引导经济活动，以及如何将抽象的商事思维体现在商事司法解释和商事审判中。比如对民间借贷案件，以民事合同的角度，还是商事交易的习惯去解决企业间的资金拆借效力问题。有学者提出，明确商事审判、商主体、商事合同的概念是讨论商法思维的基础，并分别从主体和行为的角度，提出了对民与商区分的概念。有学者强调，将商法思维理论贯彻到商事审判中，要进行类型化思考，比如商事侵权的类型化研究问题。另有学者指出，商法技术性强，故商事法官不仅要具备深厚的法学理论知识，还要有经济学方面、金融学方面的知识或者专业背景。兰州商学院任先行教授则强调，商法是市场经济的大宪章，实践商法思维，要确立重商思维、商本位思维，并建立独立的商事司法体系，如商事法庭或商事法院。商法内容应该以买卖法为中心，加强金融立法、建立独立的商事担保制度、商事诉讼时效制度、商事责任制度。另有部分学者提出，要以商法思维指导公司法、证券法的修改，以及商事司法解释的制定。
二、商法思维的理论探讨之于商事审判的实践意义
本届商法学年会的主题以商法思维为重心，体现出商法学研究由商事单行法的规范性研究向商法抽象思维、商法分析方法的转向。虽然会上有个别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此类研究系空中楼阁，但从商事审判实践的角度来看，却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商法思维与商事审判理念的关系
学界所称的商法思维，既包括了商法的价值追求对商事立法的要求，也包括了对商法审判的指引。但从人民法院的司法审判工作来看，法官运用商法思维，则主要体现为商事审判理念，亦即以什么样的理念、规则、价值取向来指导商事审判实践。学界争论较多的商法思维与民法思维的差异问题，在审判实践中主要体现为商事审判理念和民事审判理念的差异问题。
2.商事审判与商法的关系
在学理上，我国的商法学研究系以公司、证券、票据、保险、破产等传统的商事单行法、商事特别法为重心，对商事合同问题关注较少。而在人民法院的商事审判实践中，商事买卖、金融借贷等合同类案件却始终在人民法院受理的商事案件中占相当大的比例。由于商事合同与民事合同均适用合同法，因此，是否应在当事人的注意义务、损失赔偿范围、违约责任认定和违约金调整方面体现出二者的差异，就成为商法思维在商事合同案件审理中的重要体现。在年会的讨论中，越来越多的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认识到，已有商法学研究对商事合同问题研究的疏漏，以及由此和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所审理的商事案件重心出现的一定程度的偏差，并提出，商法学的研究应当由对特殊商行为、商事特别法的关注，转向对包括商事买卖在内的一般商行为、实质商法的关注。
3.商法思维在商事审判中的运用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商法思维在商事审判中的运用应当着眼于三个方面：一是商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区分，这是运用商事思维的前提。目前，民、商案件的区分标准是主体或案由，学界认为是商主体与商行为的区分标准问题，但二者均未能避免交叉混同。笔者建议客体标准，即以争议标的是否为资本为标准，商事买卖中的货物、金融借贷中的货币、公司诉讼中的股权、票据案件中的票据等，仅为资本的不同表现形式，为卖而买，以实现资本的增值，才是商的本质。二是商事审判理念在商事合同案件中的运用。在2013年9月召开的全国法院商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指出，民事审判在价值追求上侧重于以人为本，体现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特殊保护；商事审判则侧重于鼓励交易，增进财富，系以交易的安全和快捷为目的。因此，就民事合同与商事合同而言，二者在主体的交易能力、司法介入的着力点、对财产安全的保护重心、责任承担的依据和标准、损失补偿的内容与范围方面均有不同，故在个案的司法考量上，应当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三是运用商法思维进行法律解释。商事案件中的法律争议，主要源于商事单行法规定的不明，比如股权转让的模式问题。由此产生的问题，是类推适用民法规范，如债权变动模式，还是物权变动模式，抑或是扬弃民法规范，采取实用主义、功能主义的思路，确立独立的股权变动模式。对此，学界和法院均尚未形成共识。会上，王文宇教授提出的商法新思维对此问题的解决富有启发，即对商法中的立法空白，可先类推适用民法规范中的类似制度，如类推结果违背商事交易的规律及商法的价值追求，则可根据商法的价值追求确立新的商法规范。对确无民法规范可直接援引或类推适用的商事交易，也不应当简单否定商事交易的效力，而是应当尊重商人的创新，从合同解释的角度，解决商事交易中的诉争。这样的思路，为解决商事审判中的让与担保、“商铺租赁权质押”等新类型担保的法律效力争议问题，也提供了有益的解决思路。质言之，对商事案件中的争议问题，应当以合同解释为中心，以类推适用民法规范为一般路径，以商法的价值追求为据进行漏洞填补为补充，避免以民法思维和民法规范简单否定商事交易模式。
从规范到思维的转向，体现出商法学研究对商法价值追求在商法实践中运用的关注，而在今年9月召开的全国法院商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奚晓明副院长提出的深化商事理念的要求，也体现出对商法思维的运用已经进入司法层面，二者可谓殊途同归。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商法理论与商事审判实务的互动必将共同推动商事审判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繁荣进步。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