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市司法机关追究错案责任条例（修正）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淮南市司法机关追究错案责任条例（修正）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8月31日淮南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1994年12月27日安徽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 1997年4月22日淮南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修订 1997年7月2
6日安徽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 1997年9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证国家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提高司法机关办案质量，防止错案的发生，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实际需要，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司法机关，特指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
本条例适用于市、县、区司法机关。
第三条 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办理案件，应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程序合法。
第四条 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故意或过失造成错案的，依照本条例追究责任。
第五条 追究错案责任应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究，责任自负、罚当其过，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实行一案一追究，随时发现随时追究。
第二章 错案的界定
第六条 本条例所称的错案，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办结的各类案件中，因认定事实失实、定性不准、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或违反法定程序而作错误处理的案件。
第七条 公安机关办理的刑事、行政案件中，符合第六条规定的下列案件为错案：
（一）治安处罚、劳动教养案件中，经复议或行政诉讼被撤销的；
（二）错误实施刑事拘留的；
（三）对依法应当提请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不提请逮捕，检察机关决定追加逮捕并使其受到刑罚处罚的；
（四）对依法应当移送起诉的犯罪嫌疑人不移送起诉，检察机关决定追诉并使其受到刑罚处罚的；
（五）对犯罪嫌疑人违法办理取保候审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依法应当改正的其他案件。
第八条 检察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中，符合第六条规定的下列案件为错案：
（一）错误决定刑事拘留的；
（二）对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人批准或决定逮捕；对依法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不批准逮捕或决定不逮捕，经复核纠正的；
（三）提起公诉的案件，审判机关对被告人作无罪判决，检察机关不抗诉或提出抗诉后维持原判的；
（四）对依法应当提起公诉的犯罪嫌疑人决定不起诉的；
（五）提起公诉的案件，遗漏被告人或遗漏重要犯罪事实的；
（六）对犯罪嫌疑人违法办理取保候审造成严重后果的；
（七）依法应当改正的其他案件。
第九条 审判机关办理的刑事、民事、经济、行政案件及案件执行中，符合第六条规定的下列案件为错案：
（一）依照法定程序被改正的案件；
（二）对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人决定逮捕的；
（三）对依法不应司法拘留的人实施司法拘留的；
（四）对被告人违法办理取保候审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违法使用强制执行或财产保全措施，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依法应当改正的其他案件。
第十条 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对依法应当立案的案件不予立案，对应当收集的证据不予收集，或不履行其他法定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比照错案追究责任。
第三章 错案的发现和确认
第十一条 司法机关发现错案线索的途径：
（一）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改正案件；
（二）司法机关开展执法检查和案件质量检查；
（三）人大常委会对司法工作的监督；
（四）当事人申诉、控告；
（五）单位和群众举报；
（六）其他单位移送。
第十二条 确认错案的依据：
（一）已经依法改正的案件，应以改正后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为确认的依据；
（二）尚未改正的案件，应以该案原有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和有关职能部门对该案的调查或复查结论为确认的依据；
（三）因不履行法定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应以有关职能部门的调查结论为确认的依据。
第十三条 司法机关的错案，分别由本机关的审判委员会、检察委员会、局长办公会议根据法律和本条例进行确认，并作出是错案或不是错案的结论。
市公安局劳动教养审批机构办理的劳动教养案件中的错案，由市公安局局长办公会议依法进行确认。
市司法机关认为必要时，有权依法确认下级司法机关发生的错案。
第四章 错案责任的划分
第十四条 因办案人提供案情失实而造成错案的，由办案人承担责任。
第十五条 审核、复议、复核案件人对案件中的错误本应纠正而未予纠正，造成错案的，由审核、复议、复核人与办案人分别承担责任；因审核、复议、复核人否定办案人的正确意见而造成错案的，由持错误意见的人承担责任。
第十六条 因批准人失职而造成错案的，批准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十七条 集体研究决定造成的错案，公安、检察机关由主持人和坚持错误意见的人承担责任；审判机关由坚持错误意见的人承担责任。
第十八条 因司法鉴定错误造成的错案，由鉴定人承担责任。
第十九条 因记录错误造成的错案，由记录人承担责任。
第二十条 因违法使用强制执行或财产保全措施，造成严重后果的，分别由批准人和承办人承担责任。
第二十一条 因违法办理取保候审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承办人和批准人承担责任。
因不履行法定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由责任人承担责任。
第五章 对错案责任人的处罚
第二十二条 追究错案责任，应根据责任人造成错案的原因、情节、后果和认错态度，给予相应的处罚。
第二十三条 错案责任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
（一）故意隐瞒案件事实真相，有意隐匿、涂改、销毁证据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
（二）徇私枉法、收受贿赂而故意办错案的；
（三）错案发生后，故意隐瞒、拒不承认或推脱错案责任的。
第二十四条 错案责任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处罚或者免予处罚：
（一）因过失造成错案，且错案情节、后果轻微的；
（二）错案发生后，能主动认错并积极配合纠正错案挽回损失的。
第二十五条 对错案责任人的处罚方式：
（一）责令书面检查、通报批评、扣发奖金、延期晋级、延期晋衔；
（二）依照国家法律规定承担赔偿费用；
（三）给予政纪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降职、撤职、开除留用察看、开除公职；
（四）国家权力机关依法罢免或撤销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或由人大常委会任命、决定任命和批准任命的职务；
（五）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上处罚，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第六章 追究错案责任的组织和程序
第二十六条 各级司法机关应分别设立以院长、检察长、局长为首的追究错案责任委员会，并确定有关职能部门办理具体工作。错案责任人为委员会成员的，研究相关事宜的，应当回避。
第二十七条 追究错案责任委员会的职责：
（一）发现错索线索，收集依据，根据需要组织有关职能部门进行调查或复查；
（二）将错案线索提请确认；
（三）查明错案的原因、情节、后果和有关人员的责任；
（四）根据调查结果，分别对错案责任人提出处理意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报告有关部门决定或批准；
（五）受理错案责任人的申诉；
（六）指导下级司法机关追究错案责任的工作；
（七）掌握发生的错案及追究责任情况，分析研究造成错案的原因和教训，制定预访错案的对策。
第二十八条 司法机关办案部门发现错案线索后，应于十日内主动向追究错案责任委员会报告。
第二十九条 追究错案责任委员会应将认定错案结论和处理决定及时通知错案责任人。错案责任人对认定结论或处理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通知后五日内申请复议。追究错案责任委员会应于收到申请后二十日内作出答复。
第七章 对追究错案责任工作的监督
第三十条 人大常委会依法对本级司法机关追究错案责任工作实行监督，听取和审议司法机关关于追究错案责任工作的报告，必要时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
第三十一条 人大常委会在审议司法机关工作报告时，可以就追究错案责任工作的问题向司法机关提出询问，被询问机关的负责人应当到会回答。
第三十二条 人大常委会会议期间，常委会组成人员可以提出关于司法机关追究错案责任问题的质询案，质询案的提出及其处理，按照法律规定办理。
第三十三条 人大常委会认为必要时，可以对司法机关追究错案责任工作中的问题进行调查，并可以根据调查情况依法提出改正措施或作出决议、决定。
第三十四条 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或法制工作委员会受主任会议委托，对司法机关办结处理的案件，认为必要时，可以听取有关部门办理情况的汇报，提出建议，要求依法处理；对司法机关确认错案的结论有异议的，可以要求复查或复议并限期报告结果；必要时，可以依法调阅司法机
关有关的案卷材料，了解情况，提出意见或建议。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市司法机关可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由市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1997年9月1日施行。
1997年7月26日
关键词: 责任原则；功能责任论；预防；贯彻
内容提要: 责任观念经历了先从结果责任论到心理责任论、后从心理责任论到规范责任论、再从规范责任论到功能责任论的演变历程，功能责任论是其他责任理论的扬弃，更值得提倡。功能责任论的核心主张是：要根据行为人对法规范的忠诚和社会解决冲突的可能性来决定行为人的责任，如果行为人即使忠诚于法规范也不得不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或者如果社会不依赖于行为人的责任而能够自己解消冲突，那么，就无需把责任归属于行为人，行为人就是无责任地实施了不法行为。功能责任论还主张，责任与预防具有共同的本质，它们只是同一个事物的不同侧面，行为人曾经是否忠诚于法规范是责任问题，行为人将来是否忠诚于法规范还是责任问题，同时，行为人是否忠诚于法规范也决定了行为人将来是否犯罪，还会影响一般公众今后对法规范的态度，因此，也是预防问题，只有采用功能责任论，才可能克服综合刑论在处理责任与预防的关系时所产生的破绽。责任原则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在我国刑法中，应该坚定地贯彻责任原则。
在我国目前仍然非常流行的四要件犯罪论体系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没有贯彻责任原则，缺乏系统的责任理论。中国刑法学者必须认真回答决定犯罪成立与否和刑罚轻重的“责任”到底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否则，中国刑法学就可能总是在自然主义的泥沼中不能自拔。张明楷教授发表在《法学研究》2010年第5期上的“责任主义与量刑原理—一以点的理论为中心”一文，对责任与预防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令我受益颇多，也启发我产生了某些不同的看法。为了深入地理解刑法中的责任原则，本文首先阐述责任观念的演变，然后探讨责任与预防的关系，最后说明责任原则的贯彻。
一、责任观念的演变
“责任原则”一词，是两个相应德文词的翻译，一个是“Schuldprinzip”，另一个是“Schuldgr-undsatz”，有人将它们译为“责任主义”，{1}也有人译为“责任原理”，{2}还有人译为“罪责原则”。{3}根据三阶层的犯罪理论，犯罪的成立必须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责任。如果某一行为仅仅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和违法性，而不具备责任，那么，该行为就不成立犯罪，对实施了该行为的人就只能进行保安处分；惟有某一行为不仅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和违法性，而且具备责任，该行为才成立犯罪，才能对实施了该行为的人科处刑罚。刑罚本身是对犯罪人的财产权、自由权甚至生命权等权利的限制或者剥夺，但是，国家的刑罚不同于私刑，刑罚表达的是对犯罪的否定、对犯罪人的谴责。对犯罪人的谴责，必须以犯罪人对其犯罪行为负有责任为根据。只有能够把行为人实施的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行为作为应受谴责的东西而归属于行为人，才能说行为人具有责任，才能够用刑罚处罚行为人。如果即使行为人处在某种无法克服的灾难之中，不得已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也要用刑罚处罚他，那么，就违反了责任原则。没有责任就没有犯罪，没有责任就没有刑罚（nulla poena sine culpa ），认定犯罪和判处刑罚都应当以行为人的行为中所体现的可谴责性的有无及其程度为根据，这是责任原则在刑法学中的基本含义。“责任刑法的基本原则在今天得到普遍承认。”{4}德国联邦法院在1952年3月18日的判决中指出：“刑罚以责任为前提。责任是可谴责性。通过责任的无价值判断，就是在谴责行为人，谴责他没有按照法律去行动，谴责他决定赞成不法，尽管他本来能够按照法律去行动，尽管他本来能够作出赞成法的决定。”{5}联邦德国宪法法院还把责任原则视为宪法原理，它在1966年10月25日的判决中指出：“对刑法上的不法行为的刑罚以及其他不法行为的类似刑罚的制裁等一切刑罚均以存在责任为前提的原则，具有宪法的价值。”{6}现代德日刑法中责任理论的建立，是以责任原则为基础的。
但是，并非每一种社会状态中都存在责任原则。人类关于责任的观念，是随着人类自身的成长而变化的。“我们今天听起来觉得是理所当然的话语，罪责是犯罪的概念特征，无罪责即无刑罚，是一个很长的且目前仍然没有结束的发展的结果。犯罪概念只是慢慢地吸收罪责特征于自身的；罪责学说的发展是衡量刑法进步的晴雨表。”{7}不考虑这种发展的细节，作为总的趋势，可以看出责任观念经历了先从结果责任论到心理责任论、后从心理责任论到规范责任论、再从规范责任论到功能责任论的变化过程。
（一）结果责任论
结果责任论是最早的一种责任观念，它重视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不问行为人主观上的认识和意愿如何，更不问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值得谴责，都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例如，一个人把剑挂在墙上，另一人把它碰了下来，因而造成伤害，则挂剑人应对伤害负责，因为这是他的行为结果的一部分。在十七世纪以前的法律中，广泛地存在着不要求主观过错的“绝对责任”。{8}“犯人的责任是经历过种种变化的。在最初，既不分别行为的结果和偶然现象，也不问犯人对于犯罪事实有无认识，只知按行为及行为后继起的现象来衡量犯人的责任。并且不论精神正常与否和年龄大小。因而形成了所谓结果责任时代。”{9}
结果责任还有两种变化形式，一种是团体责任，是指只要行为人属于某一团体，该团体中的其他成员都要因为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而承担刑事责任。李悝所著的《法经》就规定：“越城者，一人则诛；自十人以上则夷其乡及族。”这种连坐、缘坐制度，就是团体责任观念的产物；另一种是物体责任，即让动物、植物、自然现象和尸体等也承担刑事责任。例如，在古希伯来，撞死了人的牛要被用石头打死，并不得食其肉；在古代日本，有位帝王去法胜寺，被大雨所阻，于是大怒，下令“囚雨”，命令以器皿盛雨下狱；西欧封建社会初期的日耳曼法律规定，犯罪人已经死亡的，可以将其尸体抬到法庭起诉、审判并处以刑罚；直到清朝初年，还将景山上据说是明朝崇祯皇帝在其上自缢身亡的那棵老槐树定为“罪槐”，并加上镣铐，尽管崇祯皇帝魂在何方至今还是“悲啼不知处”。
虽然我国封建社会的法律也有关于故意与过失的规定，但是，它强调的是区分故意与过失，要对故意与过失进行轻重不同的处罚，而不是把故意与过失作为责任的不可缺少的要素，刑罚并不以故意或者过失为必要条件。例如，《唐律·斗讼律》规定：“诸过失杀伤人者，各依其状，以赎论。”注云：“谓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共举重物力所不制，若乘高履危跌足，及因击禽兽以致杀伤之类，皆是。”“显然，这里对过失的解释，只是指犯罪人在主观上没有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目的或意图，但实际上包括了意外事件。所以，事实上仍然存在着客观归罪的现象，刑事责任仍然是一种客观责任。”{10}
结果责任并不意味着某一结果总要有一个人负责，也不意味着某一结果与对该结果负责的人没有任何关联，它仅仅意味着即使某人不是某一结果的创造者和实现者，也要把该结果归属于他，让他承担起对该结果的责任，通过这种方式，使被该结果所扰乱的社会秩序恢复平静，尽管这种被恢复的社会秩序可能是对现代文明的嘲弄。《名公书判清明集（下）》中记载了明代的一个判决：儿子状告父亲强奸自己的妻子，法官不去查明强奸犯罪是否发生，就判决打儿子一百杖、儿媳六十杖，采取这种方式来解决父亲与儿子和儿媳之间所产生的冲突，理由是：“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黄十为黄乙之子，纵使果有新台之事，在黄十亦只当为父隐恶，遣逐其妻足矣，岂可播扬于外，况事属暧昧乎！”{11}在这一事例中，具体结果的真实性已经不重要，重要的仅仅是宋朝人认为儿子竟然状告老子这一不可饶恕的“乱伦”。
结果责任论的产生和存续具有种种原因，但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类还处于愚昧时期，人类因为自己的无知，而把人当作物来对待。由于人类还没有认识到自身的力量，就习惯于依靠魔法维持秩序。在发生了危害结果时，人们不能自己查明危害结果的原因，只好进行神明裁判。在《汉谟拉比法典》中规定：如果有人对丈夫告发其妻子失节，那么，妻子就应该跳进河中接受河水的考验，以是否被河水淹死来证明妻子的有罪或者无罪。{12}直到18世纪中叶，随着魔法统治的结束，才逐渐消除结果责任论。
当然，即使在当今社会中，特别是涉及政治生活时，为了防止在公共危险事件爆发时所滋生的不满情绪高涨到政权不能控制的程度，往往会采用结果责任，让某一即使不能避免该事件发生的人成为替罪羔羊。这种情形，正如人们在古装片中经常看到的场景：皇帝的爱妃身患绝症，皇帝痛苦并且威严地对给爱妃治病的御医说：“你必须治好她，否则，砍你的头！”只要是皇帝需要的结果，御医就必须实现，否则，必须以死谢罪，因为御医的命由皇帝掌握着。在这种人治的世界构造中，一个不能自己主宰自己的人，就总是不得不屈服于说不定什么时候变成替罪羔羊的命运。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结果责任论的衰落就是必然的。
（二）心理责任论
在结果责任论衰落之后，产生的是心理责任论。心理责任论认为，不应在行为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仅仅存在因果关系这种客观联系时就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只有在行为人与危害结果之间进而存在主观的心理联系时，才应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在“结果责任”已经终结的时代，国家不能仅仅因为产生了某种损害结果就对造成该损害结果的人动用刑罚，只有造成该损害结果的人对该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主观上可谴责的理由时，国家才能对该人动用刑罚。正如哈特已经指出的：“刑事责任旨在保证那些无过失、非故意或处于缺乏服从法律的身体或精神能力状态而犯罪的人们免受惩罚。一个法律制度，至少在伴随严厉惩罚的重大犯罪的情况下，如果不这样做，将面临严肃的道德谴责。”{13}
将刑事责任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相联系这一观念的产生，具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刑法中早就存在这一观念，它是古老刑法文化的遗产。在结果责任论盛行时期，虽然故意和过失并非科处刑罚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但是，往往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在欧洲，这一观念可以追溯到罗马人的十二铜表法。古代罗马人利用一个表示“恶意”的概念“dolus”来说明责任问题，把客观事实与行为人主观心理的联系作为科处刑罚的前提，从而产生了“故意”概念。十六世纪的意大利法学家从罗马法中接受了“．故意”（ dolus ）概念，并且，把故意作为成立所有严重犯罪的前提条件。同时，意大利法学家还一般地采用了“过失”（culpa ）概念，将“过失”与“故意”并列，作为科处刑罚的前提。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工业革命后自然科学的发达所带来的祛魅化。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是与自然科学的发达紧密相联的，自然科学所开展的实际＿上是一场祛魅化运动，它证明原则上并不存在什么神秘的、无法估量的魔力，所有的事物都是由因果规律决定的，是人类能够认识和控制的。自然科学的祛魅化也促进了人的解放。在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中，启蒙思想家认识到了人的力量，认识到人不是物，而是有能力创造物的主体性存在。由此，就产生了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以及人的责任。早期的启蒙思想家为了克服封建刑法的残酷性，已经从人道主义出发，开始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解释犯罪现象。
但是，刑法中心理责任论的产生，是受到了实证主义哲学的直接影响。在19世纪末，实证主义哲学统治着科学思考，它排除了所有超验的思辨，主张科学思考要从“实证的东西”出发，也就是说，科学研究和科学描述要以存在、事实、肯定的东西和无怀疑的东西为对象，形而上学的超经验的抽象推论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在实践上是无益的。当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不能由经验来检验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虚假问题”。简言之，实证主义哲学主张一切科学思考都要让事实来说话。虽然“事实”这一实证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在实证主义者那里是有争议的和多义的，{14}但是，实证主义者一致认为，哲学必须以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
在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下，李斯特等人对刑法中的责任问题进行了自然主义的考察。在李斯特、贝林等倡导的古典犯罪论体系中，区分了犯罪的外部方面（不法）和内部方面（责任）：内部方面的各种心理因素就是责任，而根据当时的理解，这些心理因素仅仅是故意和过失。之所以认为责任就是故意和过失，是因为故意和过失虽然是主观的，但是，它们同时也是心理事实，是能够科学地查明的。正像李斯特在他1881年出版的刑法教科书的序言中所强调的，他试图用各种精确的概念构造一个封闭的体系，并用这个体系为法治国家服务。因此，他努力从责任概念中驱除各种不精确的评价，使责任与故意和过失这些可以肯定判定的因素相联系。
心理责任论具有刑法史上不可低估的意义，它使人只对与自己的主观相联系的东西负责，从而为现代意义上的责任原则奠定了基础。正是因为把刑罚与人的心理相联系，就使人不再对纯客观的行为后果负责，从而克服了人的物化，在刑罚中体现了人的尊严。
但是，心理责任论存在缺陷，它并未对刑法中的责任问题进行完整的解决。它在方法论上的错误，就是过于重视事实本身，而忽视了对事实的评价。心理责任论并未提出解决责任问题的实质标准，因此，它不能说明为什么要从主观内容中选择出故意和过失作为责任要素，为什么不仅仅把故意作为责任要素呢？它也不能说明为什么存在故意和过失就一定存在责任，事实上，根据今天的责任理论，即使存在故意和过失，行为人也可能没有责任。例如，在免责的紧急避险中，即使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的损害，也因为行为人没有责任而不应对他科处刑罚。
（三）规范责任论
克服心理责任论的缺陷的，是规范责任论。规范责任论认为，刑法中的责任是行为人在实施不法上存在的谴责可能性。在行为人能够根据法律的要求实施合法行为，行为人却实施了违法行为时，就可以谴责行为人，行为人就有责任。抽象地说，在行为人具有实施其他行为的可能性时，行为人却实施违法行为的，行为人就应受谴责，就有责任。规范责任论强调的是对责任对象的评价。
新康德主义是规范责任论产生的哲学基础。在19世纪后半期，谢林、黑格尔等人主张的客观唯心主义（在世界形成之前就存在“绝对精神”这种精神实体）思辨哲学受到各种经验科学的嘲笑和自然主义的攻击，德国的思想界充满了怀疑论、悲观主义和唯物论，为了摆脱这种状况，李普曼（Otto Liebmann,1840—1912）在1860年呼吁“向康德复归”，主张以康德的批判哲学为基础，抛弃了康德哲学中“自在之物”的唯物主义因素，进一步发展了康德的先验论。这种新康德主义认为，从存在（Sein）中不可能产生当为（Sollen），换句话说，通过对现实的经验分析，不可能发现评价现实的规范标准，规范是纯粹理性的自觉运动。新康德主义试图扭转自然主义或者实证主义的风潮，主张所经验的实存现象都涉及最高价值，应当以这些最高价值来建构并且区分实存现象，从价值的观点将知识体系化。{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