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
(1993年4月27日天津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0年9月25日天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的管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稳定和完善农村承包经营责任制，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和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过程中，与其内部成员或者其他承包者签订的明确双方在生产、经营、服务和分配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第三条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承包者订立的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服务业等各类生产经营和服务项目的承包合同。
第四条订立承包合同，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及规章，不得损害国家、集体、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第五条订立承包合同应当坚持自愿、平等互利、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实行民主、公开的方式。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订立承包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第六条承包合同依法成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全面、正确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第七条农村集体所有的资源、资产、企业和经营项目、服务项目以及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国家资源实行承包经营后，其所有权性质不变，承包方只享有承包合同规定的经营权和收益权。
第八条市和区、县、乡、镇人民政府的农村集体经济管理部门负责承包合同的管理工作。
承包合同管理部门的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定承包合同的管理制度；
(二)指导承包合同的签订，办理承包合同的鉴证，建立承包合同管理档案；
(三)审查承包合同的变更和解除，确认无效承包合同；
(四)调解和仲裁承包合同的纠纷。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应当协同承包合同管理部门做好承包合同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发包和承包
第九条农村集体所有的资源、资产、企业和经营项目、服务项目以及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国家资源，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包。
第十条农村集体所有的企业必须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矿山、石场、砂场和特种行业等，必须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并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方可发包。
第十一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项目，应当由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优先承包；其成员无力承包的，也可由该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
承包合同期满后，在同等条件下，原承包方有权优先承包。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个人要求承包时，本人必须持有合法的身份证明，并提供必要的财产担保或者具有担保能力的保证人。
第十二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项目、期限、指标和承包方式，应当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代表会)讨论决定。
第十三条发包方应当维护承包方的合法权益，按承包合同的约定向承包方提供生产经营条件和服务，不得非法干预承包方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第十四条发包方应当指导承包方兴修农田水利、建设、维修、保护生产设施，以及做好抗灾救灾等工作。
第十五条承包方对承包的资源、资产、企业和经营项目、服务项目，负有提高地力、维护设施设备、资产增殖和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劳动管理等义务。
第十六条承包方在承包期间无力经营的，经发包方同意，可将其承包项目的部分或者全部交还发包方，也可以经发包方同意，将其承包项目部分或者全部转包、转让给他人。
第十七条承包方应当按承包合同规定的用途使用承包的资源、资产，不得擅自在承包土地上盖房、取土、建窑、筑坟等。
承包方不得出卖承包的资源和其他生产资料，不得乱砍滥伐树木，不得毁坏果园、林地、草场、水面、堤坝、井渠以及各项农业设备设施，不得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经营。
第三章承包合同的订立和履行
第十八条承包合同应当具备以下主要内容：
(一)承包项目的名称、数量、质量、地点和生产经营方式。
(二)承包指标：
1投入指标；
2产量、质量和收入指标；
3应当向集体提交的承包款和农副产品；
4应当完成的国家订购、征购任务。
(三)发包方应当提供的生产经营条件、服务项目。
(四)收益的分配办法。
(五)合同终止后的财产移交清算办法。
(六)违约责任和风险责任。
(七)承包合同的履行期限。
(八)双方协商同意的其他事项。
第十九条发包方与承包方对承包合同条款协商一致，由双方签字盖章，即为合同成立。
承包合同签订后，当事人可以向承包合同管理部门申请鉴证，确认承包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
第二十条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无效承包合同：
(一)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
(二)损害国家、集体、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
(三)违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代表会)民主决议发包的；
(四)采取欺诈、胁迫以及其他不正当手段签订的；
(五)发包方无权发包的；
(六)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擅自转让、转包承包合同以及转包渔利的。
无效承包合同，从订立时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承包合同被确认部分无效的，如果不影响其余部分的效力，其余部分仍然有效。
第二十一条无效承包合同的确认权归承包合同管理部门和人民法院。
承包合同管理部门，依法确认处理的无效承包合同，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无效承包合同确认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承包合同管理部门申请复议，逾期不申请复议的，确认决定生效。上一级承包合同管理部门的复议决定为终局确认。
人民法院确认无效承包合同，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第二十二条承包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如果双方都有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发包方与承包方恶意串通，实施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由双方负责赔偿，并追缴非法所得，收归国家、集体所有或者返还第三人。
第四章承包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第二十三条凡属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变更或者解除承包合同：
(一)双方当事人经过协商同意，并且不因此损害国家、集体、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
(二)承包的资源、资产、生产设施等被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征收、征用或者调整的；
(三)由于不可抗力或者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承包合同部分或者全部不能履行的；
(四)一方违约，致使承包合同无法履行或者没有必要继续履行的；
(五)承包方在履约期间丧失承包经营能力的；
(六)承包方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生产经营，经发包方劝阻无效的。
第二十四条承包双方当事人一方要求变更或者解除承包合同时，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并与对方达成书面协议；协议不成的，原承包合同继续有效。
经鉴证的承包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把承包合同变更、解除的协议送原鉴证部门备案。
第二十五条因变更或者解除承包合同使一方遭受损失的，除依法可以免除责任的外，应当由责任方负责赔偿。
承包合同当事人一方发生合并、分立时，由变更后的当事人承担或者分别承担履行合同的义务和享受应有的权利。
第二十六条承包合同订立后，不得因承办人或者法定代表人的变动而变更或者解除。
第五章违反承包合同的责任
第二十七条承包合同当事人一方违反承包合同，应当向对方支付违约金；造成实际损失的，还应当进行赔偿。双方违约的，由双方分别承担责任，并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各自责任的大小。
第二十八条由于承包合同管理部门或者其他单位、个人的非法干预，使承包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造成经济损失的，承包合同管理部门或者其他单位、个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承包合同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承包合同当事人一方由于不可抗力或者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而违反承包合同，经发包方的上一级承包合同管理部门证明后，可允许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者不履行，并可根据情况部分或者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
第三十条发包方的责任：
(一)未按承包合同规定提供承包生产经营条件和服务的，应当支付违约金；给承包方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
(二)干预承包方正常生产经营，给承包方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
(三)未履行承包合同规定的其他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第三十一条承包方的责任：
(一)对承包项目擅自转让、转包和改变资源、资产使用用途的，应当支付违约金；转包渔利的，由发包方收回承包项目，并由承包方赔偿经济损失。
(二)违反承包合同的规定，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生产经营造成资源、资产破坏的，除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处理外，由发包方收回承包项目，并由承包方赔偿经济损失。
(三)违反承包合同规定的其他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第六章承包合同纠纷的调解和仲裁
第三十二条承包合同纠纷可以调解，当事人不愿调解的，或者调解不成的，可以向承包合同管理部门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三条承包合同纠纷可以依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向发包方的上一级承包合同管理部门申请仲裁。
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对仲裁决定不服时，可在接到仲裁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仲裁决定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承包合同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决定书，应当按照规定的期限自动履行；一方逾期不履行，另一方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当事人没有在合同中订立仲裁条款，事后又没有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四条承包合同当事人申请仲裁，应当从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超过期限的，不予受理。
第三十五条对农村种植、养殖业等季节性强的承包合同纠纷，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处理。申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的，承包合同管理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先行恢复生产，然后再解决纠纷。
第七章附则
第三十六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从古代民间调解制度看《人民调解法》
石磊
引言：2010年8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下称人民调解法）,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这部法律的颁布实施，是人民调解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及时、高效、妥善地解决民事纠纷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它充分继承古代民间调解制度的精髓，展示了司法为民，服务大局的法律文化。本文将试着从古代民间调解制度历史演进、产生社会思想基础等角度入手，进行梳理和考察, 力图从中探寻同《人民调解法》之间的渊源。
关键词：民间调解制度历史演进、存续原因、和为贵、一脉相承
一、古代民间调解制度的历史演进
古代民间调解最早可追溯至西周, 西周时期的铜器铭文中已有对“调处”的记载。“调处”处理的案件范围相当广泛，诸如户婚、田土、钱债、斗殴等民事纠纷或轻微的刑事案件都在可“调处”之列。在周的官制中,已设有“司万民之难而和谐之”的专门负责调解事务的调人之职。
春秋时的孔子也憧憬建立一个“必也，使无诉乎”[1]的理想社会，在处理具体纠纷特别是家庭内部争议时，力主调诉息讼。《荀子•宥坐》记载，孔子在任鲁国司寇时，有一件父告子的案子，孔子把儿子拘押起来，放之三月而不决，当父亲请求撤销诉讼时，孔子马上就把儿子释放了。孔子的儒家思想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为主流思想，“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的思想，影响着历代统治者的治国策略和整个中华民族的价值理念、生活态度和处世方式。在这种思想的影响和支配下，调解便成为民间解决矛盾纠纷的基本方法之一。
汉代以后，在县以下的乡、亭、里设有啬夫，负有调私之责，出现纠纷首先由家族或乡一级调处，乡设有长老、里胥一类小官专门负责教化，负责调解民事纠纷和轻微的刑事纠纷，调解不成再到县衙起诉。
至两宋时, 民间调解呈现制度化的趋势, 调解制度得到法律确认，调解被引入司法程序，民间调解逐渐成为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元代时调解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广泛运用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成为元代诉讼的一大特色。调解的方式有民间调解和司法机关调解，民间调解由基层社长负责对邻里间民事纠纷“以理喻解”，调解结果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一般不能再依同样的事实和理由提起诉讼。
至明清时期，调解制度已经趋于完善，统治者对民间调解更加重视，并将民间调解上升为法律规范。明清的乡约里正都负有解讼之责，《大明律》规定，凡里，各有乡约之规定，……，每当会日，里长甲首与里老集合里民，讲谕法令约规，莫敢无故不到者，或者置有申明亭，里民不孝不悌，或犯奸盗者，榜示姓名于上，发其羞恶之心，而改过自新者则去之；里老于婚户田土细故，许其于申明亭劝导而解决之。明中后期，各地又推行“乡约”制度，每里为一约，设“圣谕”、“天地神明纪纲法度”牌位，每半月一次集合本里人，宣讲圣谕，调处半月来的纠纷，约吏记录，如当事人同意和解，记入“和薄”，不同意者可起诉至官府。清朝《户部则例》则规定族长有查举该族良莠之权, 即包括对宗族内部纠纷的调处权, 族内纠纷调解，不得轻易告官。而其他中央和地方的立法中涉及民间调解的内容就更多。[2] 据清代《顺天府档案》中记载，宝坻县嘉庆15年至25年中自理的案件244件，其中有90％的案件以调解方式解决。
二、古代民间调解形式多种多样
（一）宗族调解, 是指宗族成员之间发生纠纷时, 族长依照家法、族规、村约所进行的调解和决断。关于宗族调解最早的记述可见于周, 当时的钟鼎铭文中已有“宗子”调解纠纷的记载。宗族调解实质上是族长和家长行使族内审判权的法官。官府既承认家法族规对于调整家族内部关系的法律效力,也认可族长对于族内民事纠纷的裁决。
（二）邻里亲友调解，是民间调解中较为普遍的一种方式, 是指纠纷发生以后, 由纠纷当事人的左邻右舍、亲戚朋友或长辈等人出面进行说合、劝导、调停的方式。在古代社会中, 纠纷大量发生在相邻、亲友之间, 故“熟人”之间的调解往往更易近情而息讼。邻里调解，通常采用疏导、说服、教育等方法，调解主体没有处罚决定权。如明初，在各地各乡设“申明亭”，推举公直老人主持调解民间纠纷，“凡民间应有词讼，许耆老里长准受于本亭剖理”，“凡不由里老处分，而径诉县官，此之谓越诉也。”。调解不能息诉的，方可诉至官府。
（三）乡里调解, 又称为乡治调解, 一般是指由乡老、里正等最基层的小吏调解一乡、一里的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的方式。明代就在乡里设立“申明亭”, 在宣讲礼义道德及圣谕的同时, 由里长、里正调处有关民间纠纷。而在清朝, 保甲组织具有调解纠纷的职责。在清代宝坻县刑房的档案中常见知县有这样的批语:“伤微事细, 著遵堂谕自邀乡保查明理处复夺, 毋轻涉讼”;“起衅甚微, 故着饬差协同乡保查明理处复夺, 毋轻涉讼” ，这些都是对乡里调解的生动再现。
三、古代民间调解何以长盛不衰
(一) 经济因素。传统中国社会封闭的小农经济是调解制度存续的经济基础。自秦汉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1500余年,支撑传统中国社会存续和发展的主要经济形式一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这种经济体制下,社会成员日常所需基本上通过“男耕女织”的自足方式得以满足,而非通过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商品交换。小农经济极大地制约了社会成员的活动空间,将他们的民事行为压缩到乡村邻里的较小范围内,这就使民事活动往往以既存的人际关系为基础。如果因民事活动发生纠纷,其内在的人际关系基础就为调解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纠纷的解决常常意味着原有人际关系的恢复、维持或至少是当事者的和平共处,而为了达成这样的解决,与其把具有外在强制性的判决作为处理的目标,还不如尽量说服当事者自觉地结束争议更为合理。
(二)宗法制度。古代中国以族而分，尤其是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宗法家族制度更是强化了这一基石。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产生了宗法家族制度。在古代中国社会，个人不能超越宗法家族而独立，“宗法家族在对外复仇、对内抚育赡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职能。在这种环境中，个人的权利、利益是靠家族首长来维护的，个人既不能因为据有独立的私有财产而自由,也不能通过交换走上社会。”[3]从整体来看，国家关系、君臣关系只是家族关系、父子关系的延伸，调解解决家族成员间的纠纷是家族族长的应有职责，也是家族族长尊严与“面子”的体现。对于统治者维护统治秩序而言，家族首长在王权鞭长莫及的领域充当皇帝的半官僚、半立法、司法者，帮助皇帝管理臣民。通过族长的宗族调解（包括其他形式的调解）对于维护家族的稳定，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具有特殊的意义。
(三) 思想文化影响。儒家意识形态和无讼社会氛围也成为了调解机制形成和持续的土壤。儒家的“中庸之道”、“以和为贵”、“反省内求”的思想成为“无讼”传统形成的思想主因。无讼是传统和谐理念在司法领域的一个折射,” [4]一方面, 调处息讼是官方实现“无讼”的手段与方法, 是官方刻意追求的结果: 历代官府往往把“讼”的多发与否作为评价官吏政的标准, 息讼则晋升, 大加褒扬, 从而形成了官吏在处理诉讼案件时惯用的四大息讼之术, 即“拖延”、“拒绝”、“感化”和“设置教唆词讼罪”。[5] 另一方面, “耻讼”、“贱讼”的观念在民间和民众意识中根深蒂固, 民间普遍认同“讼不可妄兴”、“讼不可长”, 以涉讼为耻辱。
（四）现实考虑。古代官府对有讼诉到公堂的人，第一反应便是把涉讼各方统统羁押待质。在审讯之时，不论原告、被告、证人都要跪听发落，稍有言辞不慎，便会招致棍棒之灾。刑讯之累外，诉讼费用的负担也是人们选择民间调解息讼的直接而又现实的原因。所谓“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反映了人们为讼费所累不得已放弃诉权的无奈。清代诉讼，打官司有挂号费、递状子有传呈费、领传票有出票费、想排期开庭有开堂费、开庭时交坐堂费、结案时有衙门费，名目繁多的收费使当事人官司终结之日，也是家资耗尽之时，所以多选择调解息诉。[6] 且在古代中国，由于法制的不健全，法律不可能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民间调解以其无所不涉及的灵活性、高效的便捷性及解决矛盾的满意度等方面得到了人们普遍的的认可或首选。
四、《人民调解法》继承和发展了古代民间调解的有益成分
中国传统的古代民间调解制度源远流长、长盛不衰，这种现象足以说明它符合了特定背景历史条件下的需求，即适应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和长幼有序的宗族制度根基。凭借礼法结合的多种法律传统思想渊源，维护着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因此而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也一直持续至今。[7]由于在古代中国，“耻诉”、“贱诉”、“厌诉”的观念深入人心，民间以涉诉为耻，以互诉为宿仇。当纠纷发生时，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心平气和的诉诸于法律，而往往要么采用极端方式去处理，要么违背自己的意愿的忍气吞声，以至于矛盾未得以解决，矛盾更加激化。当然，传统的古代民间调解制度作为我国古代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非是完全是糟粕，其中也不乏相当多的有益成分，比如传统的古代民间调解制度对社会矛盾的缓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当事人诉累的减轻以及邻里关系的和睦等方面的作用还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一方面，《人民调解法》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了古代民间调解制度的有益成分，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将礼法做了较为精准的结合，具体表现如下几点：
(一)人民调解制度实现了“法律”化的重要转变。古代中国的民间调解制度在法律中较少体现。（如在清朝《户部则例》则只是用一小段做了对民间调解的规定）一般只是在民间通过约定俗成形成的纯民间性质的调解机制。而《人民调解法》将民间调解上升到专门的法律。因此，这次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规范人民调解工作的法律，它意味着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实现了“法律”化的重要转变，从而使人民调解工作进一步实现了有法可依，步入规范化、法制化的发展轨道。
(二)明确规定了当事人自愿平等、不违法、尊重当事人权利的原则。古代发生纠纷后的调解，主要依据伦理道德、民间习俗及族长意志，主要依靠族长、长者的威望，更多的是一种教化型的调解，但是由于时代的变迁，人际关系的改变，于是有增加合法性原则等现代法治原则的必要性。《人民调解法》在这方面就规定了四项原则，1、自愿平等原则。这是尊重人权的体现，这一原则的确立，有利于保障定纷止争的效率，有利于矛盾纠纷的调解和社会的安定团结；2、不违法原则。人民调解必须坚持依法调解和依社会公德调解，这是公正解决矛盾纠纷的基础；3、尊重当事人权利原则。人民调解组织不得因调解而阻止当事人通过仲裁、行政、司法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4、调解优先的原则，积极运用人民调解促成案结事了，这是充分肯定人民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良好效果。所以，法律对人民调解的严格规定体现了法律的人民性，也使得人民调解制度有坚实可靠的法律地位，保证了人民调解制度的群众基础和法律基础。也是对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有益补充。
（三）科学的规范和完善了人民调解的组织形式、调解主体、调解程序等方面的制度。人民调解法对于人民调解的组织形式、人民调解员的选任、调解程序等诸多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比之古代调解制度更加科学、严密，调解组织更加规范、稳定，如元代法律只是规定村社的社长具有调解的职能。《至元条格》规定，“诸论诉婚姻、家财、田宅、债负，若不系违法重事，并听社长以理谕解，免使妨废农务，烦扰官司。”可以看出《人民调解法》如此详细科学的规定是在对古代民间调解制度在严密性、科学性上的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