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诉行政执行是相对于行政执行而言的，也称非诉强制执行，它是行政强制执行方式的一种。也就是说，“非诉讼行政执行，是在行政机关或生效具体行政行为权利人的申请下，人民法院经过与诉讼审查不同的审查，裁定执行生效具体行政行为的活动或制度”。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这是我国法律从分权角度确立的非诉行政执行体制，即分为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和人民法院依申请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部分为执行部分对非诉行政案件执行作出了进一步的详细规定。笔者认为，该程序存在以下误区：
一、非诉讼行政执行程序的误区
（一）司法权与行政权混合，混淆了法院与行政机关的职能
执行行为具有主动性、命令性、从属性，应当属于行政行为，不宜由法院行使。特别是行政强制执行，更没有必要假借法院之手。行政机关是法律的执行机关，其使命在于将法定的权利义务或者说秩序的实现;而法院是法律的适用机关，其使命在于运用法律裁决是非争议或者说是对人们的行为作一个判断。法院适用法律作出判决可视为个别的法律，应该由执行机关执行，审判工作性质是“坐听”，要求具备较强的推理与判断能力;行政机关性质是“行管”，要求具备较强的社会操作能力。执行行为遵循的是职权进行主义和当事人不平等主义，而司法行为是遵守被动中立原则和当事人平等主义，性质截然不同的工作不宜集中于一个机关。
（二）审判与执行合一，法院的执行权过于集中，缺乏制约与监督
“如果司法权和行政权结合在一起，则法官将具备压迫者的权力”。法院的执行权涉及行政、民事、刑事三大诉讼以及非诉讼的行政、仲裁和公证。长期以来，我国的执行权一直是由人民法院来行使的，习惯成自然;人们也将这当成理所当然的。实际上，只有裁判权，审判权才是法院的权限，因为无审判权，则法院就不成为法院。但执行权未必。比如刑事案件的执行权就主要不在法院，这也是被人们普遍长期接受的事实。执行决定权、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判权由法院统一行使，难免会互相影响，这种影响及表现为时间和精力上的顾此失彼，也表现为在行使的一项权利时因对不相关的因素的考虑而使决定、裁决有失公正。因此，执行权中的一部分应该从法院分离出去。鉴于执行决定权和裁判权更强调公正和质量，执行实施权更需要力量和效率;执行决定权和执行裁判权要求行使者应掌握丰富的法律、法学知识，应该公正睿智，执行实施权则要求行使者果断有力，勇敢无畏，因而可以考虑将强制执行的实施权由法院以外的机构来负责，而法院的执行权仅限于执行决定权和执行裁判权。
二、申请行政强制执行诉讼程序的设立
为了纠正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中的错位，理顺司法权与行政权运行的程序，笔者建议，对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使其更加符合诉讼制度的规则。所谓申请行政强制执行诉讼，是指行政法律关系义务人或责任人不履行行政法律义务或责任时，相关权利人诉请法院发布强制执行令的诉讼。行政之诉具备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三个要素。第一，当事人。在行政机关诉行政相对人不履行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义务的诉讼中，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原告，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人是被告;在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诉行政机关不履行强制执行职责的诉讼中，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是原告，作出具体的行为的行政机关则是被告，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人可以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第二，诉讼标的。申请行政强制执行的诉讼标的是行政法律关系，包括行政机关的职责、权力和相对人的权利义务。第三，诉讼请求。申请行政强制执行之诉的诉讼请求是请求发布强制执行令。它是法院在确认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义务人不履行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所确认的义务或行政机关不履行强制执行生效具体行政行为的职责违法之后，作出的命令义务人履行义务或命令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判决。法院发布强制执行令行使的是而且仅是强制执行决定权，即决定启动强制执行程序的权力。
笔者认为，凡是由法院决定的强制执行都是申请强制执行诉讼的适用范围。具体下列条件：
（一）以行政强制方法为标准
1、由统一的立法普遍授予行政机关间接强制执行;2、直接强制执行以先行司法审查为原则，以法律特别授权行政机关为例外，至于如何确定法律特别授权的情形，进一步分为两类，即涉及重大公益、内容以及时实现的行政行为或者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执行案件。
（二）以执行标的作为标准
对行为与金钱给付义务以及紧急情况下的人身强制执行，由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非紧急的人身强制须先行司法审查。
（三）以行为种类作为标准
应当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行政行为，原则上限于较重的行政处罚和较大的行政裁决两类。除几类较为特殊的行政案件(如行政收费)应当以诉讼的方式进行外，其他的行为均由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
（四）综合标准
从主管机关看，主要的行政执行部门拥有自行强制执行权。如公安、审计、工商、税务、物价、城建规划、土地、环保等;从执行的对象和内容看，执行任务重，具有一定普遍性，应由行政机关执行，从执行方式上看，间接的强制执行的方法可以普遍授予少数机关执行，而直接强制执行的方法授予少数主要行政机关，如工商、物价等部门。
申请强制执行诉讼：另外一种类型是权利人提起的行政强制执行诉讼。根据司法解释，权利人仅限于法律授权的行政裁决行为中，这里有两个限制缩小了权利人的范围，不包括法规授权和其他具体行政行为。解释者之所以要作这种限制，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基于控制行政裁决权滥用的考虑，因为在非诉讼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中，法院是应权利人的申请而执行，不进行严格调查，限制行政机关的裁决权于“法律”授权范围内可起到控制行政裁决权的滥用，保护相对人权利的作用;另一方面，限制权利人的申请于裁决行为中，也是因为非诉讼行政执行中，法院是应权利人的申请而直接对义务人执行，置行政机关不闻不问，有侵犯行政权之嫌，所以，限制法院受理的范围以尊重行政权。但是对非诉执行进行诉讼化重构之后，行政权与司法权不再混同，为了充分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应放开这一制度，因此，法规授权的裁决行为和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都应该可以提起申请行政强制执行之诉。另外，有的学者认为，在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公共利益而没有特权利人时，公诉机关也可以申请行政强制执行。
三、设立申请行政强制执行诉讼程序的意义
（一）授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提高行政效率
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力属于行政效力范畴，源于行政行为的公定力。然而，行政强制执行，特别是直接强制执行，直接作用于行政相对人的人身和财产，不能不考虑人权保障问题。但总的看来并没有将强制执行权从行政权中剥离，而只是强调不同的法律规范，以加强司法审查，兼顾效率与公平。所以，应将强制执行审查决定权和强制执行实施权在法院和行政机关之间进行分配。法院只负责对行政决定合法性的审查，具体执行由行政机关完全负责。这样，在保持司法执行的灵魂——法院审查的同时，将执行实施职能分离出来，更有利于法院集中精力进行审查，同时也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
（二）肯定法院对行政强制执行的司法审查权，以保障公平
正如上述所言，行政机关应有强制执行权，但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的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为止。从事物的性质来看，就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用权力约束权力”。因此，对行政强制执行权进行司法控制是非常必要的。但一般来说，司法救济只能是一种事后的救济，相对人不具有在行政行为过程中对抗行政行为效力的强力，法院也没有主动干预行政之职权。
考虑到行政机关和当事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地位的不平等性，特别是将行政强制执行权赋予行政机关后，相对人权益更有侵害之虞，因此应该设置必要的程序对相对人加以保护。司法权的界入可以平衡行政机关和相对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行政强制执行中，对某些相对人的利益产生重大影响或强制执行将产生难的弥补的损失时，应设置法院的事后救济地位，将司法审查程序前置，依据行政诉讼原理，虽然对行政强制执行行为可以通过提起行政诉讼进行救济，但是防患于未然的机制来阻却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力，更有利于保护相对人的保护。申请强制执行诉讼就是前置的行政强制执行审查程序，它虽不适用所有的行政强制执行，但是对一些相对人权产生重大影响的强制执行，以及行政机关怠于行使的强制执行，由法院行使强制执行的决定权。这样的设计，可以有效制约行政权。
1、法院在决定采取执行措施时，只考虑依法是否应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而不考虑参加实施这些措施对自己会有什么影响，不考虑其他无关因素。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北京市生育服务证管理办法》的决定
北京市人民政府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北京市生育服务证管理办法》的决定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131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北京市生育服务证管理办法＞的决定》已经2003年7月29日市人民政府第1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3年9月1日起施行。
代市长王岐山
二00三年八月七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北京市生育服务证管理办法》的决定
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北京市生育服务证管理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第一条中的“《北京市计划生育条例》”改为“《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二、第四条第二款，第六条第二款和第十二条中的“第十五条”改为“第十七条”，“第十六条”改为“第十八条”。
三、在第九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违反《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持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出具的缴纳社会抚养费的证明和医疗机构出具的《出生医学证明》到户籍部门办理新生儿入户手续”。
四、将第十二条中的“社会抚育费”改为“社会抚养费”。
此外，对个别文字和条款顺序作相应的修改和调整。
本决定自2003年9月1日起施行。2000年3月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49号令发布的《北京市生育服务证管理办法》根据本决定修正后，重新发布。
北京市生育服务证管理办法
（2000年3月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49号令发布
根据2003年8月7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31号令修改）
第一条为实施《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市对生育子女实行《生育服务证》管理制度。育龄夫妻符合《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办理《生育服务证》。
第三条各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生育服务证》的管理工作。
卫生、公安、工商行政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等行政部门配合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做好《生育服务证》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育龄夫妻达到晚育年龄的，可以自行选择生育第一个子女的最佳孕期，但应当在怀孕前或怀孕后三个月内办理《生育服务证》。
育龄夫妻符合《条例》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情况的，应当在怀孕前申请办理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生育服务证》。
第五条育龄夫妻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办理《生育服务证》：
（一）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应当到女方工作单位（无工作单位的到户籍所在地居民、村民委员会）领取《生育服务证》，填写夫妻双方基本情况后，由双方工作单位（无工作单位的由户籍所在地居民、村民委员会）签署意见并盖章，由女方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批准并对《生育服务证》统一登记、编号、加盖公章后，交由当事人保存。
（二）申请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应当按前项规定填报，经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后报区（县）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市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批，发给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生育服务证》，同时收回生育第一个子女的《生育服务证》。
第六条对夫妻达到晚育年龄生育第一个子女的，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及时予以办理《生育服务证》；对未达到晚育年龄的，应当动员其推迟生育时间。
对申请生育第二个子女有关证明完备的，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在一个月内给予答复；特殊情况应当在两个月内予以答复。对符合《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但不符合第十八条规定申请生育第二个子女情况的，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动员其推迟生育时间。
第七条已婚育龄妇女在怀孕三个月内，应当持《生育服务证》接受围产期医疗保健服务。
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建立与围产期医疗保健部门联系的制度，掌握育龄妇女办理围产期医疗保健及新生儿出生情况。
第八条在婚姻状况无变化的情况下，《生育服务证》在本市范围内长期有效。育龄妇女在领取了《生育服务证》但尚未生育期间在本市范围内迁移户口的，须持《生育服务证》到新入户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办理变更手续。
《生育服务证》由市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统一印制，不得涂改、转借、伪造。
领取了《生育服务证》的夫妻，因丢失或不慎损坏等原因需补领的，应当向原发证机关书面申请补办。
第九条领取了《生育服务证》的夫妻，在其子女出生后，应当持《生育服务证》和医疗机构出具的《出生医学证明》到户籍部门办理新生儿入户手续。
违反《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持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出具的缴纳社会抚养费的证明和医疗机构出具的《出生医学证明》到户籍部门办理新生儿入户手续。
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与户籍部门的联系，双方应建立新生儿入户情况的通报制度。
第十条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将审批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情况通过适当方式予以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第十一条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为育龄群众提供有关生殖保健、避孕节育知识的宣传、咨询、培训和服务，育龄夫妻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参加宣传、咨询、培训，并接受生殖保健、避孕节育服务。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将有关情况登记在《生育服务证》上。
第十二条育龄夫妻未取得《生育服务证》孕育第二个子女的，经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查，对符合《条例》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的，给予批评教育，准予补办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生育服务证》；对只符合《条例》第十七条而不符合第十八条规定的，应当动员其采取补救措施，确有客观原因无法采取补救措施的，在交纳社会抚养费后，给予补办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生育服务证》。
第十三条各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生育服务证》管理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条例》和本办法。对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追究直接责任人和单位负责人的责任，可给予通报批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本办法自2000年4月1日起施行。1991年5月16日市人民政府批准，1991年5月30日市计划委员会、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根据1997年12月31日市人民政府第12号令修改的《北京市人口计划与生育指标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