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若干规定(2003年修正)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若干规定
（2003年4月2日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修改通过）
第一条 为了加速民族自治地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上级国家机关（指湖北省和辖有自治县的市的国家机关，下同）及其所属部门，应当认真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尊重和保障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领导和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第三条 上级国家机关作出有关民族自治地方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应当征求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意见，适合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情况。
上级国家机关的决定、决议、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对于自治机关的报告，上级国家机关从收到之日起应当在六十日以内做出答复。
上级国家机关隶属的在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尊重当地自治机关的自治权，遵守当地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接受当地自治机关的监督。
第四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制定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计划，自主地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事业。
上级国家机关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特点和需要，扶持民族自治地方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加强基础设施和小城镇建设以及技术改造，优化产业结构，保护生态环境，增强民族自治地方自我发展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上级国家机关根据统一规划和市场需求，依法优先合理安排对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具有重大作用的基础设施及其他重大建设项目；对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安排的建设项目、投资和贷款比重以及减少或者免除民族自治地方自行出资的配套资金等方面给予照顾，并帮助民族自治地方争取国家扶持。
第五条 上级国家机关及有关部门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进行建设时，对输出自然资源的民族自治地方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因此而增加的收入，作为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自有资金留用，不得抵减上级补贴。
第六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应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加快对外开放和开发建设的步伐。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可自行制定优惠措施，引进国内其他地区以及国外的资金、技术、设备，开发资源、兴办企业。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组织、支持和鼓励所属部门、经济发达地区和企业、事业单位对口支援民族自治地方，开展经济技术协作，帮助和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七条 民族自治地方应优化农村产业结构，重视粮食生产，发展多种经营。上级有关部门在农业投资和生产资料的供应等方面，应当对民族自治地方优先安排。
第八条 民族自治地方应当保护森林资源，发展林业，保持生态平衡。上级国家机关应当逐步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林业项目的投资，扶持建立林、果、土特产品基地。从民族自治地方提取的育林基金、林业保护建设费等，应当通过林业建设项目安排给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林业。对民族自治地方实施的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工程，应当按规定落实工程建设资金、补贴经费和退耕还林补助。
第九条 民族自治地方应重视发展畜牧业，鼓励兴办家庭牧场。上级国家机关应从资金、技术和设备等方面，扶持民族自治地方建设草山、草场、畜禽商品基地，提高畜禽产品的商品率。
第十条 民族自治地方应当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发展能源建设。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小水电。在民族自治地方兴建的水电站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返还库区维护基金，收取的水资源费，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返还比例高于其他地区。安排农村改水补助经费和城镇自来水工程建设资金时，应当对民族自治地方予以照顾，逐步实现城镇普及自来水；民族自治地方小水电建设资金自筹有困难的，要予以必要的扶持。适当增加小水电建设的低息贷款指标和延长还贷期限。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投资按照统一规划兴办小水电。
上级国家机关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农村沼气和农村改水项目，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予以扶持，逐步减少农村使用薪材燃料的数量，解决农村人口及牲畜饮水问题。
第十一条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交通运输业。对民族自治地方干线公路、县乡公路的建设和改造以及航道、航空设施建设，在项目和资金上予以重点扶持。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据本地实际制定发展乡村公路的具体措施。
第十二条 上级有关部门应当扶持民族自治地方加速邮电通讯网络和信息化工程建设，并在资金、设备、人才等方面予以照顾。
第十三条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扶持、引导民族自治地方因地制宜地发展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和少数民族特需产品的企业，并在投资、金融和税收方面给予照顾。
对民族自治地方的烟草种植和烟草制品生产予以扶持，促其增加科技含量，提高经济效益。
第十四条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将民族自治地方的旅游业纳入旅游总体规划，扶持民族自治地方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人文等旅游资源，加强旅游景点及其配套设施建设，发展旅游业。
第十五条 民族自治地方有管理本级财政的自治权，并享受国家财政优惠政策。上级财政应当逐步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通过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国家确定的其他方式，增加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资金投入。省财政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转移支付和定额补贴在保持一定总量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对民族自治地方上划增值税、消费税等共享收入增长系数中央返还部分，全额留给民族自治地方统筹安排使用。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实行机动金、预备费和民族补助费三项照顾。照顾的资金由民族自治地方自行安排使用，主要用于经济文化事业的建设。其中，民族补助款由民族事务主管部门会同财政主管部门提出使用意见。
上述三项照顾的资金以及国家设立的其他专用资金和临时性的民族补助专款，任何单位、部门不得扣减、截留、挪用，也不得充抵其他按正常渠道划拨的经费。
国家安排的用于民族自治地方的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和其他专项资金，规定由上级国家机关安排配套资金的，有关上级国家机关应当落实。省财政和辖有民族自治地方的市的财政安排的民族工作事业费，根据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增加，主要用于民族自治地方和其他方面的民族工作。
第十六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可以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并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税收征收具体办法。对属于地方财政收入的部分税收项目需要实行减税或者免税的，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公路、铁路及民航建设耕地占用税和企业所得税，凡符合国家对西部开发实行税收优惠照顾条件的，应当按规定予以减免。
第十七条 民族自治地方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发展以国家银行为主体的多种金融机构，多渠道筹集和融通资金。上级银行对民族自治地方分配银行自有资金和下达信贷规模、货币投放与回笼等计划指标时，应给予照顾。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疏通渠道，办好对民族自治地方的优惠利率贷款，并适当扩大民族自治地方银行专项贷款的审批权限。
第十八条 上级国家机关根据国家民族贸易优惠政策，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定点生产企业从投资、金融、税收等方面给予扶持。
上级国家机关扶持民族自治地方建设物资集散中心和农副产品、矿产品、民族工业用品贸易中心，促进民族贸易的发展。
第十九条 民族自治地方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多形式地开展对外贸易，并在对外贸易活动中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扩大民族自治地方对外贸易经营的自主权，扶持民族自治地方发展适合市场需求和有地方优势的产品，并落实民族自治地方对外经济贸易中的优惠政策。
第二十条 民族自治地方应当采取多种形式扩大劳动就业，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上级国家机关对民族自治地方的社会保障事业给予扶持。在分配国家和省财政对社会保障方面的补助经费时，对民族自治地方予以照顾。
第二十一条 上级国家机关和有关部门，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大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使少数民族干部在当地干部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同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在当地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适应，并注重选拔优秀少数民族干部担任领导工作。
第二十二条 在民族自治地方工作的大中专毕业生，根据有关规定享受工资浮动和山区津贴的待遇。
在民族自治地方工作的国家机关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享受民族自治地方生活补贴。国家机关和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的补贴款，由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和省财政共同承担。全民所有制企业干部职工的补贴款，由企业承担，可税前列支。
第二十三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录用工作人员时，对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应当给予适当照顾。
上级国家机关帮助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制定人才优惠政策，稳定和引进各类专门人才，建立人才市场，开发人才资源。
第二十四条 上级国家机关扶持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民族教育事业，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办好民族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发展普通高级中学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创造条件逐步在民族自治地方中小学推广信息技术教育，加快教育信息化建设。
上级国家机关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各级政府应当重视民族自治地方的智力投资，每年教育经费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在校学生人数的平均教育费用逐年有所增加。上级国家机关用于民族自治地方教育的基本建设投资比例应当高于其他地区。
省设立民族教育补助专款，主要用于帮助民族自治地方逐步办一批寄宿制和半寄宿制的民族中小学或民族班。
省、辖有自治县的市和民族自治地方应当安排少数民族义务教育助学金，用于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的补助，确保其完成学业。
第二十五条 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在招生时，应当按照国家和省里的规定，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考生，通过降分录取等形式适当放宽录取标准和条件。扩大民族自治地方定向招生的比例，并积极创造条件，开办民族班和公寓走读班。
第二十六条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科技事业，建立必要的科研机构和技术培训中心，培养和引进科技人才。在安排科技项目时，对适宜于民族自治地方的项目，应优先安排。
第二十七条 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文化艺术事业，开展文化艺术交流，培养少数民族的文艺人才，继承和发掘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加强具有民族特点的广播、电视和体育等设施的建设，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上级国家机关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文化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团体、体育队伍和传统文化体育活动予以扶持，并设立民族文化事业补助费，纳入每年的财政预算。
第二十八条 上级国家机关支持、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医药卫生事业和农村合作医疗，逐步建立适合民族自治地方特点的医疗保障体系，加强医药卫生专业人员的教育和培训，重视发展民族传统医药和开展群众性卫生活动，切实解决缺医少药的问题，加强妇幼保健和地方病的防治工作，提高各民族人民的健康水平。
省设立民族医疗减免费，用于补助少数民族特困群众的医疗费。
第二十九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省有关规定，结合本地方的实际情况，制定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具体规定。
第三十条 民族自治地方属于革命老根据地、贫困山区、库区的，同时享受国家对革命老根据地、贫困山区、库区的各项优惠政策。
第三十一条 上级国家机关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应当保障本地方内各民族都享有平等权利。教育各民族干部和群众尊重其他民族使用的语言文字及其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要照顾散居在本地方的其他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在处理涉及本地方各民族特殊问题的时候，必须与他们的代表充分协商，尊重他们的意见。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自1989年1月1日起施行。
不走正门走侧门——质疑用行政诉讼处理婚姻登记纠纷
王礼仁
我国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婚姻无效只有四种情形，即：1、重婚;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3、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4、未到法定婚龄的。可撤销婚姻一种，即被胁迫结婚。
但现实生活中，涉及婚姻效力或婚姻成立与不成立的情形远远不止这些。如他人代理或冒名顶替进行婚姻登记的婚姻效力问题；借用他人名义或身份证结婚效力问题；使用虚假户口虚或假姓名或登记姓名错误的效力问题；使用虚假证明材料登记的婚姻效力问题；隐瞒真实身份等欺诈结婚效力问题；结婚证手续不完善或证件不齐全的婚姻效力问题；等等。
对于这些特殊的婚姻形态应当如何处理，我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一书中，从实体和诉讼程序两方面作了详细论述。由于其中涉及行政诉讼的内容部分，与目前正在讨论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有关，故本人加以整理概括，提供给大家讨论参考。
由于上述特殊婚姻形态都是因婚姻登记程序违法引发的婚姻纠纷,不属于法定无效婚姻，不能按无效婚姻处理。对于这些纠纷，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普遍都不用“确认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解决，而采用行政诉讼进行处理。从而给人一种“不走正门走侧门”的感觉。因为通过行政诉讼，并不是解决这类纠纷的正当途径，其弊端甚多。而因婚姻登记引起的婚姻纠纷，所涉及实际上是一个婚姻成立或不成立问题，这是典型的民事案件。运用确认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既可以避免行政诉讼机制中的诸多弊端，又可以使这类纠纷得到有效解决。因此，我们认为，屏弃通过行政诉讼解决婚姻纠纷的做法，运用确认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才是解决婚姻登记纠纷正当途径。
一、将涉及婚姻成立或不成立纠纷按行政诉讼案件处理缺乏科学性
（一）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不具有行政案件的性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案件有八种 ：“（一）对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服的；（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三）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四）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五）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六）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七）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八）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而认定婚姻登记无效或撤销婚姻登记与该八种行政行为的性质不符。同时，根据《婚姻登记条例》及其相关规定，已经明确规定婚姻登记机关不受理因婚姻登记程序引起的纠纷，此类案件则不属于行政案件范围。法院将其列为行政性质行为，没有法律根据。事实上，因婚姻登记程序引起的婚姻成立或不成立纠纷，是典型的民事案件，将其作为行政案件，可能是我国的唯一特色。
（二）将婚姻登记瑕疵纠纷作为行政案件，行政判决的功能难以适用
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对于行政诉讼案件，“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二）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１）主要证据不足的；（２）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３）违反法定程序的；（４）超越职权的；（５）滥用职权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四）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根据上述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只能作出“维持”、“撤销”和“变更”三种结果的判决。而对于婚姻登记引起的婚姻纠纷，则是“确认”性质判决，显然不适用上述规定。虽然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57条第2款规定了可以对违法或无效的行政行为作出确认判决。但婚姻登记纠纷，当事人所要确认的主要对象并不是行政行为的合法与违法或者有效与无效，而是当事人的婚姻关系是否成立。婚姻登记行为违法与否与婚姻关系是否成立,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婚姻不成立，婚姻登记行为可能存在违法。但婚姻登记行为违法，并不一定都影响婚姻关系的成立。而通过行政判决确认婚姻登记违法或撤销婚姻登记，有时与事实上存在或不能否认的婚姻关系将会产生矛盾。这里列举几种相关情形以资说明：
1.1994年2月1日以前的结婚登记被撤销，并不影响婚姻关系成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1994年2月1日以前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只要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承认双方的婚姻效力。那么，1994年2月1日以前登记结婚的当事人，如果只是登记程序违法，而符合结婚实质条件的，即使登记程序被认定违法或无效，也不影响当事人的婚姻关系的成立。因为可以作为事实婚姻对待，当事人的婚姻关系仍然存在和有效。因而，按行政诉讼程序撤销该类婚姻登记，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当事人双方的婚姻关系。
2.越权管辖等婚姻登记瑕疵，并不影响婚姻关系的效力
《婚姻登记条例》第4条规定：“内地居民结婚，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第5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不得违反上述规定办理婚姻登记”。
根据上述规定，婚姻登记机关不得违反规定跨地区办理或颁发婚姻证件，包括不得颁发结婚证和离婚证。违反规定跨地区办理或颁发婚姻证件就是违法。但在现实生活中，违反规定跨地区办理或颁发婚姻证件情形却很严重。然而，对于这种情况，只要婚姻登记没有违反其它规定，双方完全是自愿结婚，完成了婚姻登记行为，并符合结婚的条件，应当认定婚姻成立有效；如果婚姻登记没有违反其它规定，双方完全是自愿离婚，其离婚也应当有效。对于违反规定跨地区颁发婚姻证件的情况，如果婚姻当事人以婚姻登记机关违法颁发婚姻证件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婚姻登记，人民法院在行政判决中一方面要确认婚姻登记行为违法，一方面要确认婚姻关系有效，行政判决的功能不适用。因为行政诉讼判决只能确认婚姻登记行政行为是否违法，而不能确认婚姻民事法律关系是否成立。
还有民政部门颁发假结婚证的行政行为，其行政行为违法与婚姻的效力，也不能是一个评判标准。据《中国青年报》2004年6月1日报道，从1994年到1997年，玉林市结婚22．5681万对，而到自治区民政厅购买结婚证的仅为14．86万对，这意味着该市可能有7．7万多对夫妇领取的是假结婚证。
民政部门颁发假结婚证的行政行为肯定是违法的。但当事人的婚姻关系又是有效的。那么，对于民政部门颁发假结婚证，当事人通过行政诉讼要求确认其行政行为违法，或者要求撤销婚姻登记或重新颁发结婚证等，法院不得不判决确认其行政行为违法，或责令民政部门重新颁发结婚证。而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责令民政部门重新颁发结婚证后，其婚姻关系如何？重新颁发结婚证后，其婚姻关系从何时起算？行政判决都难以解决。因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的规定，行政确认判决，只能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对于婚姻登记来说，只能确认婚姻登记行为违法或无效，而对婚姻关系本身成立与不成立，或有效与无效，以及婚姻关系从何时成立，行政判决的功能难以解决。
3.他人代理或欺诈登记结婚等瑕疵，并不一定导致婚姻关系不成立或无效
有些违反一方结婚意愿的婚姻（常见的有他人代理结婚或一方采取欺诈手段登记结婚等），单纯从结婚形式或程序上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可能属于违法或无效。但从婚姻关系上审查，婚姻则可能成立或有效。如由他人代理或一方采取欺诈手段登记结婚，事后婚姻当事人追认（包括默认）的，或者知道他人代理登记或采取欺诈手段登记后，仍与对方共同生活，并没有及时行使撤销权，而时隔数年，甚至十多年以后因婚姻关系劣变而主张婚姻登记行为违法或无效，要求撤销婚姻登记。对此，按照行政诉讼处理，单纯审查婚姻登记具体行政行为，肯定存在违法，而且按照婚姻登记程序的有关法律规定，可以认定婚姻登记行为违法或无效。但从婚姻关系来考察，则不能认定该婚姻关系不成立或无效。因为由他人代理或采取欺诈手段登记结婚的婚姻，主要是违背当事人结婚意愿，这与被胁迫结婚具有相同的性质。而我国法律规定被胁迫结婚，除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外，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撤销婚姻。否则，不能再提出撤销婚姻。参照处理被胁迫结婚的有关规定，上述瑕疵婚姻，超过了一定期限，就不能再提出撤销婚姻的主张，违法婚姻自然转化为合法婚姻。但按照行政诉讼案件处理婚姻登记纠纷，往往因为婚姻登记违反婚姻登记形式要件，而直接判决撤销婚姻登记。
可见，婚姻登记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并不一定导致婚姻关系当然不成立或无效。如果按照行政诉讼处理，在认定婚姻登记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的情况下，对当事人的婚姻关系并不能完全得到解决。要解决当事人的婚姻关系是否成立，则必须在认定婚姻登记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的同时，一并确认婚姻关系成立或有效；否则，将会随着婚姻登记行为的撤销而使本来应当成立或有效的婚姻关系也随之撤销。而在行政诉讼判决中，既要对行政行为的违法与否进行确认，又要对民事婚姻关系进行确认，行政诉讼的功能难以适用。因而，行政诉讼案件的判决原则并不完全适用婚姻登记纠纷。
同时，当事人目的并不在于确认婚姻登记行为违法与否，而在于确认婚姻关系是否成立或存在。直接通过行政诉讼撤销婚姻登记，或者确认婚姻登记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实际上是用确认婚姻登记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代替确认婚姻关系成立与不成立或有效，混淆了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界限。采用如此别扭的诉讼形式，不如通过民事诉讼，确认婚姻关系成立与不成立更为畅通。
（三）婚姻纠纷案件中的所谓相对行政人，具有牵强附会而虚设之嫌
因婚姻登记程序引起的婚姻纠纷案件，一般来说，当事人既不是对婚姻登记机关的不作为起诉，要求其作为；也不是要求婚姻登记机关承担因登记错误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其诉讼目的就是要求法院确认其婚姻关系是否成立或有效。这样的案件，到底有什么“行政性”？它只不过是原告将婚姻登记机关列为被告而已。而这类案件，又主要是当事人为了结婚而造假，过错在于当事人，除极个别外，登记机关一般并没有过错。而运用行政诉讼解决结婚登记中存在的问题，不论其过错与婚姻登记机关是否有关，则非要起诉婚姻登记机关不可。婚姻登记机关无辜成为被告，也是没有道理的。这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为了把这类案件作为行政案件，而非要虚设一个相对行政人不可。
同时，根据有关规定，婚姻登记机关不能受理此类纠纷。那么，对于婚姻登记机关无权处理或不能处理的事情，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起诉它？它又怎么能够成为相对行政人？
还有些婚姻成立或不成立纠纷，根本不涉及婚姻登记机关违法与不违法问题，将婚姻登记机关作为行政诉讼案件的被告，更没有道理。这里仅略举几类典型案例加以说明。
1.涉及婚姻登记程序是否完成的婚姻纠纷
如2004年10月1日，张女士与退休干部李某申请结婚登记。婚姻登记机关经过审查，认为双方符合结婚条件，即予以登记，但因故当时没有发放结婚证。10月9日婚礼如期举行，当晚李某突发心肌梗塞死亡。李某所在单位以张女士与李某婚姻不成立为由要收回分给李某的房屋。张女士则认为与李某的婚姻成立。
又如，王某与张某于2003年相识、恋爱并同居。2004年生育一子。2005年两人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并按照要求填写了结婚登记申请表。婚姻登记机关工作人员亦在审查栏具名并签署“经审查情况属实，准予登记”意见。因未婚生子须缴纳罚款，王某与张某不愿缴纳；婚姻登记机关最终也没有在结婚登记申请表上加盖公章，也没有向两人发放结婚证。其后不久，两人因性格不合开始分居。2006年3月，王某因车祸死亡，张某得知，遂以配偶身份向法院具状请求肇事方给付死亡赔偿金若干元。王某与张某的婚姻是否成立，张某与王某的其他近亲属有不同看法。
像这样的案件，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就是婚姻是否成立，而不是民政机关是否违法问题。将民政机关作为被告，没有任何根据和意义。而且民政机关也难以解决。
2.涉及非法定机关颁发结婚证或伪造结婚证的婚姻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