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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杀人罪的对象——生命的开始与终结

王立军


故意杀人罪，被加罗伐洛称为自然犯罪，这个罪名蕴涵着刑法对人之生命的绝对保护原则，即“举凡具有生命之自然人均在刑法的保护之列，而不问自然人之生命价值、生命能力、年龄、性别、种族、宗教、职业、生理与心理健康状态。” 人是指有生命的人，而不问有无生存能力。因此，“临死的病人、无生长希望的婴儿、畸形儿、已接受失踪宣告的人、受到死刑的判决者都无妨。” 换言之，作为杀人罪的对象，只要符合人的条件，不能在其杀人与否的性质上称量人的差别。生命权受绝对保护的原则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之一，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漫长的的中世纪不平等的身份关系，与之相应的社会下层人被杀害的随意性亦被打破，那种把奴隶作为殉葬品而为社会习俗所容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杀人罪的对象是人，其侵犯的法益是人的生命；若侵犯的不是人的生命而是身体的健康、若侵犯的不是人而是胎儿、若“杀害”已经结束了生命的“人”，都不能成立杀人的犯罪。 那么，胎儿究竟达到一种怎样的形态才能称为人，人的身体变化达至一种怎样的标准才成为尸体？换言之，作为杀人罪的对象的人，它的始期和终期如何确定？
一、生命的开始
关于人的生命的开始，民法的理解一般以出生之后的婴儿可以独立呼吸的独立呼吸说作为标准。刑法的理解是否需要与民法的理解相一致，即刑法上杀人罪的对象与民法上权利享有的主体，其认定的标准是否必须一致，学说上尚有分歧。如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学者韩忠谟教授认为“自然人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乃法所明定，刑法关于生命身体法益之保护当然系以出生后死亡前之自然人为对象，至出生前之胎儿，关于其利益虽以将来非死产者为条件，同受法的保护，究不得谓为已取得生命身体法益之主体资格。胎儿何时出生，说各不同，约有脐带切断说、全部露出说、一部露出说、独立呼吸说诸种主张，民法解释上以独立呼吸说较为有力。关于刑法就个人所设之保护规定，应以何时为个人人格之起点，见解亦颇不一致，日本学者多赞同一部露出说者。鄙见以为人之权利能力即系始于出生，而出生与否亦有一定标准，即不应因民刑法之适用而有所差异，认为独立呼吸说乃人之开始，立论正确，则刑法之适用亦当同此解释，方为合理。” 与此相对，刘清波教授认为“故我国民法规定，人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出生云者，其学说不一，而学说承认胎儿与母体完全分离，尚系生存者为通说，其分离之原因，系由出生或人为，与脐带已否割断，皆非所问。然分离母体后，必须独立呼吸保有生命，而非死产，即使得以刹那间能够独立呼吸，亦得谓人。……刑法上之观念则否，凡得以侵犯之客体者，即为人，故采一部露出说，即于胎儿一部露出之际，加以杀害时，即不得谓堕胎，应以杀人罪论之。” 著名刑法学者林山田教授也认为“按民法上所讨论出生问题，乃在于确定自然人成为权利义务主体之时间，惟刑法上之出生问题，则事关自然人之生命法益保护开始点，故刑法上之见解，不必与民法一致……。” 我认为林山田教授和刘清波教授的观点是可取的，考虑生命权绝对保护的原则以及刑法保护法益的特殊性，刑法上关于人之出生的标准不必追求与民法一致，概前者着眼于最大限度的保护法益，后者则着眼于权利的享有。正如日本刑法学者大冢仁教授所言：“关于区别胎儿和人，民法上的通说是全部露出说，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它与作为权利能力的主体的人相关联，与应该保护其生命•身体的刑法上的人具有不同的趣旨。”
关于生命开始的认定，刑法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观点的对立：一、阵痛说。阵痛说认为孕妇有规则的阵痛是分娩的开始，它意味着胎儿与胎盘的分离而为有生命之婴儿。二、一部露出说。这种观点认为胎儿若有部分产出母体之外时即为出生。因为既然胎儿已露出身体的一部分，便已不能视为胎儿，而应为刑法所保护之婴儿。三、全部露出说，即以胎儿之身体全部露出，完全与母体分离时，才算具有独立生命之婴儿；没有露出母体或只有部分露出者仍是胎儿。四、独立呼吸说，这种学说认为胎儿能够独立呼吸，始为出生。阵痛说在过去是德国和法国的通说，只是现在德国改变了观念，阵痛说现在仍然是法国的通说，一部露出说是现在日本的通说。 在采取阵痛说的国家，一般规定有杀婴罪，一旦母亲开始分娩，胎儿变成为婴儿，可以成为杀婴罪的对象，如果没有规定杀婴罪，而采取这种学说，则扩大了杀人罪的范围。 英美法系国家刑法学界的通说为全部露出说，即把出生认为是脱离母体，脱离必须是完全的，即婴儿的整个身体必须以带入外界，但不必要求脐带被剪断，婴儿是否能够独立的呼吸则不重要。 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为独立呼吸说，司法实践也是采独立呼吸说。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当前司法实践和刑法理论宜采以“独立呼吸说为主而兼采其他学说的折衷说”。 我国究竟采哪种观点更为适宜？有观点认为，“就大陆具体情况而言，由于大陆刑法没有规定堕胎罪，不需要考虑堕胎罪所保护之胎儿与杀人罪所保护之婴儿相互衔接的问题，从保持理论研究之系统性与维护实务操作之连贯性的角度出发，大陆刑法理论乃至刑事司法实践所采纳的独立呼吸说是较为适合的。”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如果采独立呼吸说，那么，假如当胎儿已经露出母体，尚未独立呼吸之际，主产医生立即故意扼住其咽喉，使其窒息而死，既不能视为堕胎（我国刑法上无堕胎罪），又不能视为故意杀人，则将出现对生命权利保护的空挡。” 我认为把阵痛说作为生命开始的标志有使得杀人罪的成立过于提前的缺陷，而把胎儿与婴儿的区分标准确定为胎儿是否已经完全脱离母体之外独立呼吸则是使得杀人罪的认定失于迟后，不利于刑法对于人之生命的保护，全部露出说可以说是部分克服了以上两说的缺陷，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有胎儿尚未完全脱离母体而被他人侵害的案例，这对于有堕胎罪规定的国家，处理上似乎不存在问题，但在没有规定堕胎罪的国家，不能作为犯罪处理，这显然是不能令人接受的。如此一来，从法益保护的观点出发把部分露出说作为胎儿向婴儿转化的标志，胎儿部分露出母体就可以认定为杀人罪的对象，则成为理论的必然。对部分露出说，有观点批评说“对母体内的胎儿也能插入器具等[直接]加害。”、“如果一旦露出一部后又返回母体内部算作人则不合乎情理。” “胎儿一部露出母体，可能生出来就是死体，或者一部露出后立刻就窒息死亡，现代医学单凭一部露出难以证明其出生的状态，如果对之进行加害构成杀人罪，显然不尽合理。” 我们认为，对在母体内的胎儿插入器具直接加害的情形只能按照堕胎罪处理，但是在我国当前，应按故意伤害罪处理；因为没有堕胎罪的规定，如果看不出有对母体的侵害，则不能作为犯罪处理；如果在对部分露出时的胎儿加以杀害，之后胎儿又由于种种原因回到母体之内的情形，也必须认定为杀人罪。还有学者认为“根据有无独立攻击的可能性来区别客体的性质是不合理的，应该以值得作为杀人罪保护客体的人是否存在来作为区别的标准” ，但是，作为杀人罪对象的认定，是为了解决胎儿发展到什么阶段值才得刑法加以保护的问题，为什么不能以是否能受到实际的攻击作为认定的标准呢？我认为，这并没有混淆问题的逻辑。
二、生命的终结
关于人的死亡，学说上主要有脉搏停跳说、心脏停跳说、呼吸停止说、瞳孔放大、脉搏心脏停跳、呼吸停止的综合说、脑死说等观点的对立。在大陆法系国家，综合说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是脑死说正逐步变得有力 ；在英美法系国家，脑死说也是占据上风 。我认为，从死亡的不可逆转性以及究竟人体的什么器官死亡就会引起人不可逆转的死亡这两点出发，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和医学的进步，脉搏停跳、心脏停跳、呼吸停止等已经不具有不可逆转性，但从目前的医学水平看，一旦脑死亡，则很难恢复其功能，所以脑死说的观点有力化有科学的依据。不过，从当前的情形看，如何判断脑死亡尚且是个困难的事情，一旦把脑尚未死亡的主体认定脑死亡，将会导致对生命权的过分忽视，正如大冢仁教授所言“如果从作为人的存在性由脑机能所规制来看，脑死说在理论上是妥当的，但是，在当今的医学水平中脑死的判断尚有不确定的东西。为了慎重地确定死亡时期，还不得不根据综合判断说。”
我国刑法学界一直把综合说作为判断脑死亡的标准，晚近部分学者提出了把脑死说作为死亡的标志的观点。 如有学者认为，“就目前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来说，大脑既不能移植，也不能用器具来维持其功能，将之作为生命终止的标准比较稳定，不必面临复杂的医学实施问题。”我国新近出台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首次采取心跳停止死亡和脑死亡两种死亡标准并存、两种选择自主的方针，在死亡的认定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为了人体器官的移植把脑死亡的人认定为已经死亡，从而移植其器官，这本身就存在一个法益的衡量问题；另外，如上所述，如何认定脑死尚且存在疑问，况且为了移植器官认定人死亡与为了惩罚犯罪认定人的死亡时期，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实践中，有大批所谓被宣布脑死亡的植物人，这些人是否能被社会公认为已经死亡，对之实施杀害行为是否能不被社会承认为故意杀人尚且存在着疑问 ；另外，也有被宣布脑死亡又恢复成正常人的案例 ，这些情形如何处理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但是，人的存在不仅仅是个人的东西，人的死亡也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事件，所以仅仅以医学的需要为标准，还不能令人接受。所以，我认为，目前仍然应当把综合说作为死亡的标准。这样一来，日本学者曾根威彦教授的一段话，对我们研究这一问题具有相当的启发价值：“什么是脑死，脑死判定标准何在的问题，本来是自然科学、医学上的问题。但是，是否应当将脑死作为人死的标准，不仅是涉及当事人本人，而且也是和当事人的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地区有关的社会性问题。其中，还存在以科学的合理主义无法评价的情绪性的神秘实体问题在内。在此意义上讲，人死，是富有社会评价的社会实践问题。在我国，尽管在法律家以及医生当中，脑死说正在逐渐渗透，但是，全体国民却并没有完全接受这一点，因此，全面引进脑死说，恐怕还为时尚早。”
综上，我认为为了扩大对人的生命权利的保护，应当以一部露出说作为生命开始的标志，以综合说作为认定死亡的标准。

[1]林山田：《刑法特论》（上），三民书局1978年版，第31页。
[2][日]木村龟二著，顾肖荣等译：《刑法学词典》，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619页。
[3]只是在符合刑法有关错误的理论时，存在成立故意杀人罪的余地。
[4]韩忠谟：《刑法各论》，三民书局1982年版，第330页。
[5]刘清波：《民法概论》（上），作者发行1990年版，第32页。
[6]林山田：《刑法特论》（上），三民书局1978年版，第32页。
[7][日]大冢仁著，冯军译：《刑法概说》（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8][日]大冢仁著，冯军译：《刑法概说》（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9]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2页。
[10] 参见[英]J·W·塞西尔·特纳著，王国庆等译：《肯尼刑法原理》，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J·C·史密斯、B·霍根著，李贵芳等译：《英国刑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70页。
[11] 刘明祥：《人的出生与刑法对人生命和健康的保护》，载《武大刑事法论坛》第二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2] 赵秉志主编：《海峡两岸刑法各论比较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49页。
[13]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809页。
[14] [日]前田雅英著，董?舆译：《刑法各论讲义》，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印行，第12页。
[15] 安翱、杨彩霞:《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16] [日]西田典之著，刘明祥、王昭武译：《日本刑法各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17] [日]大冢仁著，冯军译：《刑法概说》（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18] 参见赵秉志主编：《英美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页；储槐植：《美国刑法》（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19] [日]大冢仁著，冯军译：《刑法概说》（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20] 参见刘明祥：《脑死亡若干法律问题研究》，载《现代法学》2002年第4期。
[21] 据报道，美国人苏珊在被宣布为脑死亡后仍然产下了女婴。苏珊今年26岁，曾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的研究员。17岁时，她患上严重的黑素瘤皮肤癌，后经过切除手术，病情稳定下来，她也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毕业、找工作、结婚……然而就在今年5月7日晚，苏珊在和家人一起吃晚饭时突然昏迷。经医院诊断，她身上的癌细胞已扩散至脑部，脑部功能完全停止，被确诊为脑死亡。当时，苏珊已怀孕15周。地时间8月2日，被宣布脑死亡近3个月的苏珊安全产下一名女婴。像苏珊这样的人是否能被社会接受为死亡存在很大的疑问。《美国再现植物人生育丈夫称不再维持其生命》，
2005-08-04，http://discovery.chinabyte.com/404/2057904.shtml。
[22] 例如，我国香港凤凰卫视著名节目主持人刘海若在英国一次火车事故中头部受重伤被宣布为脑死亡，后来在我国中医的诊疗下苏醒的事例。
[23] [日]曾根威彦著，黎宏译：《刑法学基础》，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让和谐劳动关系成为城市性格
　　张喜亮
　　“深圳的今天就是内地的明天”、“深圳速度”等等，脍炙人口传为一时佳话。曾几何时，也有人在怨叹深圳现象：“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深圳创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奇迹。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姓资姓社的争论。小平同志南巡拨正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航向，“发展是硬道理”，正是他从深圳发出的最强音。作为一个小村镇一跃成为中国改革的标杆，深圳成为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新兴城市，外来工、农民工等等“移民”，正是这个绚丽多彩的城市的特征之一。深圳造就了经济的奇迹，毋庸置疑地也产生了相应的社会问题。有传说，深圳每年制造的肢体伤残劳工多达一万人；有报道，某律师收养伤残劳工讨公道名噪一时。近年来，农民工用脚投票制造了深圳等沿海地区“民工荒”，也屡见报端。压低工资、中毒事件、劳资恶斗等等事件引发了全社会的反思。改革的成就不容否定，改革中的问题亦确有其事。欣闻：深圳市宝安区动员政府各方面的力量，建立起了为劳务工服务的系统工程。宝安区政府的举措，可以说又走在了全国的前列：真心实意为劳务工服务，夯实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宝安区政府服务劳务工的一系列措施，受到了劳务工的欢迎、得到了领导的赞赏、被全社会普遍认同。
　　回顾我国的改革开放历史，当我们为祖国日益强盛傲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而无比自豪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忘记和忽视劳务工的伟大贡献。中国劳动力价格优势铸就了中国的加工业、出口业的飞速发展，“中国制造”没有劳务工是不可能成就的。然而，这所谓的“价格优势”主要是来自这些劳务工。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二元制社会管理体制等诸多原因，这些外来工一直没有得到其工作地政府应有的关怀和同等的待遇。曾几何时，大量拖欠劳务工工资的现象屡见不鲜，国家总理亦为农民工讨薪。劳务工的劳动关系确认问题、社会保险问题、子女读书问题等等，业已成为一个社会的顽疾。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关心农民工、外来工的劳动保障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多次指示重视劳务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明确指出必须要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规范和协调劳动关系，完善和落实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
　　深圳市宝安区是全国劳务工最多的地区之一。目前，全区暂住人口490多万，占全区总人口的90%以上。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宝安区积极探索关爱劳务工的途径，构建了和谐社会宝安模式。宝安区动员政府的各方面资源，真心实意服务劳务工的理念和举措，值得借鉴。宝安区颁发的《关于加强和改善劳务工工作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若干意见》，涉及了宝安区区委、区政府22个职能部门8个方面的32项具体工作，被誉称为“1+22”，其总体目标就是：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切实保障劳务工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劳务工的劳动、文化、教育和政治权利，为劳务工提供各类社会公共服务，使劳务工的工作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综合素质和就业创业能力明显提高，家园意识和城市归属感明显增强，让劳务工共享宝安区改革发展成果。宝安区政府服务劳务工的具体目标包括：第一，劳务工身体健康状况列入区国民体质监测范围，工伤保险实现全覆盖，督促企业落实职业病防护措施，重点防范和遏制重大职业病事故；第二，为劳务工提供紧急救助，患重大疾病或遭遇事故致伤残而无力医治的劳务工，可以向区慈善会申请医疗救助金，临时生活困难或被偷抢的劳务工，区救助站为其提供临时的食住救助，凡在宝安区遭受自然灾害和突发性重大事故，导致家庭基本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需要社会救助的劳务工家属及其个人，可以向区慈善会申请生活救助金；第三，提高医疗保险参保率，为劳务工提供优质的医疗保险服务；稳步推行养老保险政策，提高劳务工养老保险参保率；第四，政府设立劳务工劳动争议“绿色通道”，简化劳务工申请法律援助的程序，降低劳务工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的法律援助案件的受理条件；第五，增加公办学位，为劳务工子女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2008年至2010年为劳务工子女新增公办学位达到3万个以上，2009年底全面完成原村小改造工作。第六，为劳务工就业创业提供培训服务，目前建有培训机构107家，职校有5家。
　　深圳宝安区政府服务劳务工的举措之亮点就在于，动员和整合区委、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把服务于劳务工的工作落到实处。那么，宝安区的经验和做法是否能够成为各地、各级政府的榜样，或许有人提出异议。笔者以为，具体的作法是可以进行探讨的，各地、各级政府应当根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因情制宜。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和措施，而在于政府及其官员是否有真正愿意服务于劳务工的意识。笔者曾经参与北京市政协“关于维护进城务工者权益”提案的论证。在调查和征询政府有关部门的意见的时候，笔者也曾经为政府有关部门的看法所动摇。我们必须正视现实的城乡二元制管理体制，这个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体制，确实制约着政府的行为。以劳务工子女教育问题而言，校舍从哪里来？经费从哪里来？师资从哪里来？归口哪个部门管理？教育方针如何保障？这些问题确实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北京市也曾经发生过强行驱散农民工自己组织起来的子弟学校的事件。深圳市宝安区政府是这样思考问题的：第一，劳务工为本区的发展确实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劳动应当得到尊重，他们的人权应当得到平等的保护；第二，劳务工也是纳税人，他们依法纳税，为本区的财税收入做出了贡献，政府必须履行为纳税人服务的义务；第三，劳动关系尤其是拥有大量劳务工的宝安区的用人单位与劳务工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是构建本区和谐社会的基础，只要这个基础和谐了，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观念确定了，意识增强了，旧的城市管理体制的框框就不难突破了。正是在确立了这些观念的基础上，宝安区实现了动员全区资源真诚服务劳务工的系统工程。思想认识明确了、服务意识增强了，北京市政府经过努力，也开始实施了对劳务工培训和解决劳务工子女享受国民教育的方案。
　　劳务工问题，在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也是中国城乡管理体制彻底改革、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实现小康的过程。国家劳动行政部门开始建立劳务工的社会保险、保障制度；全国人大颁布的劳动合同法明年实施，为统一城镇职工和农民工、外来工的劳动关系奠定了法律基础；党的十七大报告为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指明了方向。——所有这些都为各级、各地方政府全面实施平等善待劳务工提供了依据，坐而论道莫若起而行动。劳务工的合法权益保障是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之一。构建和谐社会，让劳务工亦享受改革开放成果，服务于劳务工，政府责无旁贷。
　　(作者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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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劳务工权益是创建和谐劳动关系之本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农民工总数已达到2亿人，在一些地区，农民工数量已远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人数。倘若外来工的合法权益、发展诉求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劳动力、资本这两大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便无法实现有机的结合，外来工和投资流失的可能性、社会不稳定因素就有可能加大。如何维护好外来工合法权益，是各地政府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深圳市宝安区此次出台“1+22”文件，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一次有益尝试。新政策的核心在于，不仅要通过公共服务体系来饱和外来工基本和合法权益，还要以政府的积极作用作为推动外来工自身生产技能、知识素质的发展，并以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使之融入地方社区。难能可贵的是，文件还创造性地规定，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的各个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都将获得政府奖励和支持。这一创新为目标的实现提供了体制性的动力。
　　人民日报 《大地》杂志 ( 2007-11-01 第21期 )